车马文化发展的早期历史，就其制度文化色彩而论，可以说是车马愈来愈礼仪化的过程。在整个社会的礼仪编辍中，车马礼仪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车马礼仪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函盖的广泛，我们甚至可以说车马礼仪文化的存在，无疑是秦睦铜车马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

    人们提到春秋战国，往往要联系到那种礼崩乐坏、尊卑失序，诸候僭越的局面。僭越的主要内容，反映在“竞修车马绮丽之服”上。细分析起来这种僭越其实也很有意思，作为僭越者一方面在设法突破旧的礼仪的束缚，超越旧有礼仪的界限，另一方面却叉表明他们只是切切实地在旧的礼治的价值体系中寻求着新的位置，他们所依持的，仍然是旧的礼仪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政治领域发生着一次次重大变化，统治王朝一次次更替，但是包涵在礼仪文化之中的车马文化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车技术的完善而不断发展，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着，深刻说明这种礼仪文化系统有着价值更永久一些的东西。

    礼仪文化的核心是权力和权利，是王权为端首的权力和权利秩序。所以在封建典籍中置之于显赫位置，给于详尽记述的是关于如何体现皇帝尊严和至高无上地位的礼仪规制，其中舆服制度当其首要。当然这些记载说到底只是礼仪文化的一部分，礼仪文化的编织远比这些记载宏大和复杂，对社会的影响也深远和普遍得多，这是仅仅着眼于一般史籍的记载所无法认识的。我们在大量出土的墓葬材料尤其是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墓的形象资料里所看到的车马礼仪文化在其它社会领域里的表现，便是很有说服力有证据。当时的车马礼仪文化既然是那么普遍的社会现象，渗透到社会的观念、价值和传统中，长久的发生作用就是很自然的。

    《家语》有一段记载，说的是孔子在卫国的事。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行，“令官者雍渠骖乘，使孔子为次车，游过市，孔子耻之”。孔子虽然言不离道，动不遗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却也同样受到车马礼仪所蕴舍的观念的支配，说明这种观念扎根的深厚。难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早年曾为无有“黑车驽马”而耿耿于怀。当苏秦“井相六国”，取得他的成功时，最鲜明的标志又是他的车骑之众。史载他“北报赵王，及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候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连周显王都“闻之恐惧。”

    乘车的这份荣耀不光车主光彩大增，车御也是近水楼台，光彩倍增，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史记·管晏列传》生动记载了晏子为齐相时晏子的车御的心态，说道；“晏子为弃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观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御者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看后非常生气，以“离婚”要挟其夫去认识自己，不过她大概还不明白，这种心态的产生实在是社会使然的，是车马礼仪背后必然要产生的一种现象。

    这种凝结在车上的观念正是车马礼仪文化的社会价值所在。所以古人认为观看一个国度的盛衰，只要观其车马礼仪就能知道，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从中能够很直接地看到对方国家的封建秩序如何，我们看看《礼记·经解》一段文字：“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候，辩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僭越，皆由比涂出也。”

    显然是建立在车马等载体之上的礼仪制度最终将会影响到统治秩序，因此，《陆子》一书抨击：“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氏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馁财实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这种“逾奢”和“无别”反映了楚国的车马礼仪混乱，是楚国最后灭亡的前兆之一，也最终说明车马礼仪在统治秩序中的特殊意义。（张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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