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至今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顽强生命力。这种思想文化的完整体系，固然由孔子创建于2500年前山东鲁国的曲阜一带（这里恰是周公姬旦的封国），但是，发祥于宝鸡且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岐周先圣”为代表的“岐周文化”，却是孔子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思想源头，是孔孟及整个儒家学派极为崇拜和称道的理想模式。没有光辉灿烂的岐周文化，就没有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弄清二者的渊源关系，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岐周文化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部族，迁入岐山之前，一连九代居住于豳（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时间大约二百余年。但到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因不堪戎狄侵扰，遂率领部族，自永寿、麟游翻山越岭，西南而渡漆水，迁至岐山之阳的周原沃野。这里川原相济，宽阔平坦；山水兼得，土地肥沃；春生夏长，草木丰茂，很适合农业生产和栖息居住。擅长农耕的周人，可谓找到了环境最友好的地方。“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大雅·緜》），可以想见周人是何等的兴奋和愉快！《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富饶的土地带给周人的，不仅是丰衣足食的物质文明，还有乐善好施、和谐礼让的精神风貌。灿烂的“岐周文化”就在这块自然条件优越、社会风气良好的王道乐土上逐渐产生。
古时候，人口是最短缺的资源，唯有大仁大德之君才能招徕四方之民，使人心归一，上下和谐。古公亶父迁徙之时，“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徙之如归市”（《毛诗故训传》）。可见，豳地人民全是冲着古公亶父是一个“仁人之君”，才不惜跋山涉水，扶老携幼，乐于跟随迁徙的，因而很快使周部落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周人由此开始强大，百余年后竟能实现“翦商”大业。这是累世修德施仁带来的最大政治效益；“以德服人”也就成为周部落领导集团最成功、最基本的政治经验。难怪后来的儒家第一经典——《大学》，开篇就高度概括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的确，岐周文化最突出、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以“仁政德治、亲民至善”为核心的“岐周政治文化”。不过，古公亶父只是创建岐周政治文化的先驱，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才是集大成的杰出代表，因而也才成为孔子及其儒家极力推崇的千古圣人。设使儒家经典没有周公，犹如西方《圣经》没有耶稣，定然空寂无物。
自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沃野，中经季历、文王姬昌，至武王姬发，大约一百二十年。但这区区百余年间，周人的农业、制陶业、青铜器业等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却比迁入岐山之前的千百年发展总和还要大。这说明周人是一个自强不息、善于学习、不断创新、能够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民族。
古公亶父死后，儿子“季历（文王之父）立，……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是谓季历仍能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氏族部落相率归附，使周邦更加强盛。商王文丁（商纣王的祖父）初以“西伯”头衔相笼络，仍感到威胁和恐惧，遂借故将其杀掉。季历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周文王姬昌继任周君和“西伯”，开始暗中准备“翦商”大计，但与商朝仍然保持正常的君臣关系。
姬昌继任周君二十多年时，残暴无道的商纣王子受辛也初登大位，成为新任商王。后来,商纣王将姬昌囚禁在羑里（河南汤阴县）。他在狱中以超凡的智慧，把上古伏羲创立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且为各卦一一作了卦爻辞。《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成为后来孔子整理《周易》的重要思想资料，《周易》也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
姬昌被押七年之后回到周部落，越发实行“仁德亲民”的政治作风，不断争取人心，积蓄力量，访贤求士，联络诸侯，准备共同抗暴。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岐周文化”就是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至此我们可以界定说：“岐周文化”乃是周人去豳迁岐之后到周公姬旦时期以“仁政德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
二、岐周政治家赖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
商纣王专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武力处于劣势的政治集团，铲除暴政集团的最好方法手段和步骤是：长久争取人心，一朝武力解决。而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礼贤下士，实行仁政。
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且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他曾“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不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仁爱。对周文王来说，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确，史籍一言中的说：文王自羑里回到岐周，“乃与太公阴谋（秘密谋划），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记》卷二下）。
不难看出，“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暴政、夺取政权的根本措施和斗争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岐周的政治家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而商纣王却不懂得这一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儒家由此概括出“仁者无敌于天下”的名言。
智者乐，仁者寿。九十七岁的周文王虽然未及实现灭商大业就逝世了，但他已经为最后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甚至出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大好局面。周文王死后，儿子周武王姬发继位。公元前1046年1月，周人在姬发、姜子牙率领下，会同天下诸侯，从河南孟津北渡黄河，直抵朝歌西南的牧野（河南淇县西南），与子受辛的商军展开决战。商军数量虽多，可是人心怀怨，士无斗志，未等交战，前锋部队突然倒戈，攻入城中。商纣王众叛亲离，只好登楼自焚。
儒家从商亡周兴的历史巨变中，很自然地得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学信念，至今具有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
三、岐周政治家笃行仁政德治的社会效果
岐周政治文化亲民好德、实行仁政的优良传统，既是岐周先王世代传承下来的，也是在与商纣暴政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周文王、武王和周公，这是儒家学派所公认的。
上层官员是全社会的向导。上层笃行仁义，诚信礼让，干群关系一定和谐，社会风气也会为之好转。周文王时代的岐周社会，民风淳朴，相互礼让，在经见了太多战乱和暴君漫吏的儒家创始人心目中，显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和谐社会。可以说，仁政德治就是以人为本的政治，就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就是上下融洽的政治，就是团结友爱的政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理想社会政治局面，亦即周文王至周公旦治下的岐周社会。难怪孔子充满感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儒家津津乐道的一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如周决平。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只取辱耳！’遂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归者四十余国。”（《通鉴外记》卷二下）。可见，文王礼贤下士、仁慈爱人的美德，闻名遐迩，大得人心，已经变成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这就是实行仁政德治的最大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后来的孔孟都对周文王实行的仁政称赞不已，致使儒学直有“仁学”之称。
四、岐周文化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直接源头
山有脉，水有源。商周历史实践表明，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岐周文化中世代实行的仁政德治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和阐发，从而使岐周政治经验上升为儒家学说的主体思想，其核心就是施行“仁政”。
当然，仁政德治的思想实践并不起于周代。自从国家政治产生之日起，执政者对部属和民众的管理态度就有仁、暴之分。中华民族从轩辕黄帝算起，到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二三百年的文明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对上古两千多年历史的追述中发现，黄帝以后，特别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都是一脉相承的仁德之君。所以，儒家把他们作为人民爱戴的理想君主和统治者学习的圣人楷模，加以赞美和推崇；同时则把夏桀、商纣作为残暴不仁的最大典型，加以诅咒和鞭挞。其扬善惩恶、警示后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就有了专门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所代表的仁政德治思想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述的儒家学说诞生。由于孜孜不倦，笃于此事，以致“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八个大字，成为儒家学派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深思的是：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家们之所以不绝于耳地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缺少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一个很好的仁德礼仪之邦，足见我们的道德文明建设可谓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