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明清两代的乡试、会试最重要的测试内容，是要求士子依照严格的程式阐释儒家经典。由此形成的考试专用文体通称“制义”，此外还有制艺、时文、时艺等名称。至于“八股文”，虽是因制义的结构与写法而来的一种俗称，却最为现代读者所熟悉。
不宜情绪化地批评八股文
熟悉“八股文”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熟悉八股文。相反，社会上存在着不少因知之不深而引起的轻视或误解，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将八股文视为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罪魁。
晚清官员张亨嘉曾有一段关于中西学问优劣问题的牢骚话：“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摺、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因不满时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攻击，转而一口咬定科举、八股丝毫不需要对近代中国的积弱负责，这当然是愤激之言。
从救国保种的需要出发，调整八股取士的制度是历史趋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政府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八股文自此成为明日黄花。这种调整无疑是明智的，但我们今天回顾张亨嘉的牢骚，分明感受到当时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评也存在偏激之处。无论是过分夸大八股取士制度对中国积弱局面的责任，还是完全抹杀八股取士制度的合理成分，都是至今犹存的倾向。由此不难想见百年前八股取士制度批评者的情绪化、极端化现象。
在科举制背景下考察“无用”与“有用”
评判八股文的“无用”和“有用”，必须联系科举制度作考察。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文官考试选拔制度，与此前的世禄制、九品中正制等选举制度相比，其更为公平、有效。考试要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形式，明清两代八股取士的制度设计即源于此。
自然，八股取士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科举时代，人们对八股取士有效性的质疑主要有两种：其一，八股文承载的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以这种“学问”作为考选官吏的统一标准，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但由于传统社会未能提供更具优势的“学问”来替代它，这种质疑无法动摇八股文的地位。其二，即使八股文所承载的“学问”是重要的，能否根据八股文考察士人“为学”的动机以及真正的施政能力，从而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官员？但选拔失效的情况又是任何大规模实施的考试都难以避免的。因此，尽管在科举时代对八股取士有很多批评，朝廷仍坚持实施。
人们所批评的八股文形式呆板僵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八股取士制度的派生性缺陷。八股文源出宋代的经义，其特点是“明白切实”；明初的八股文也与宋代的经义相去不远，“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词相尚”。从开国到成化、弘治的一百多年间，八股文多是较简单而朴实地引用朱熹等对于经书的传注，作者的技巧并不丰富，考官的标准也不如后世严苛。然而八股文作为国家考选官员的依据，天下士人心力汇集于此，自然会推动八股文技艺的提高，也会促使选拔标准的提高。历史地看，可以说，八股文形式的呆板僵化，是考试组织者的标准化要求与应考者的技巧性追求交互作用的结果。过于僵化的形式，过于复杂的技巧，并非制度设计者的本意；而在八股文发展过程中凝固下来的一些形式与技巧，又往往内在地符合逻辑与修辞的需要。这一切又远非“呆板僵化”四字所能概括。
其实，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唐人赵匡对诗赋也有“习非所用，用非所习”的批评。评价八股文时应考察它的整个文化背景。八股取士制度，着重考查士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而儒家经典很大程度上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知识；为了写出“熔经液史”的八股文而进行的长期训练，可以说属于典型的通识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强调直接培养出具体的职业技能，但由此形成的较高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往往可以转化为较强的社会适应力。这一点正是八股文的“有用”之处。
当然，此教育和选拔制度必定会造成一定比例的“失败者”，包括无法适应八股文写作的人士，也包括仅能掌握八股文写作的人士。而且，此教育和选拔制度更适合于分工程度和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特别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能以向“仕”转化为目标。一旦工业社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一旦出现自然技术科学知识的爆发性增长，此教育和选拔制度都会显现出不适应。
明代以来，随着教育普及程度日渐提高，知识分子的总量大大超出社会所需要的官吏数量，社会原应鼓励知识分子向工商业等行业分流。中国没有走向这条历史道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仍以皓首穷经、钻研八股为唯一正业。之所以如此，与固有文化中缺乏支撑变革的思想资源有关，更与专制社会的政治需求有关。对专制政体来说，八股文教育和选拔制度带来的意识形态建设效果，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从八股文本身看其“有用”
站在工业社会的立场上省视八股文，借着鸦片战争以来历史带来的“后见之明”来评论八股文，我们很容易清晰地看到八股文的历史局限。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进入生动的历史情境，以期获得“了解之同情”。
明代是八股文形成到成熟的时期，无体不备，名家迭出，对于八股文研究来说，具有标本意义。只要克服误解和偏见，一般读者也可以从八股文中汲取独特的滋养。清初学者何焯称：“合天下聪明才辩之士治一事，得之则身显名立，不得则身晦名没，然而无一精者，未闻也。穷毕世之力攻一艺，父兄勉其子弟，师摩切其徒，然而无一长者，亦未之闻也。至于阅三百有余岁，英雄豪杰树功名、钓禄位，举出其中，而谓是为卑卑不足道，果通论乎？”
优秀的八股文作品，在写作技巧与思想内容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明代八股文编年史》中收录的成化、弘治间名家蔡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题文：“不惑，固明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义理之所自来、性命之所自出，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知天命，固与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则声入心通者，若决江河，莫之能御矣。吾未七十，犹未敢从心也，从之犹未免于踰矩，未与天一也。自六十而又进焉，然后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则矣。吁！始而与时偕行，终而与时偕极，圣人之学盖如此。”短短数行文字，将为学的次第分疏清晰，揭示出“与时偕行”、“与时偕极”的精义，确实不愧名作。书中收录的黄淳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二句题文写道：“天下勉强之圣贤，终胜于自然之众庶，循理处善，一念可以有群生；天下笃实之学问，尤胜于高明之性资，致行设诚，匹夫可以容天下。”铿锵有力，颇有训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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