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先秦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儒家尚孝，墨家尚俭，但都称道尧舜，而且都称自己是真尧舜。因为尧舜早在三千年之前，其事迹已无可考，且又是过时的故事，所以韩非称儒、墨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把儒家的仁义说比作巫祝的祝词。韩非说：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是法家，提倡法治，不讲仁义，也不讲民心背向，更不法先王，一切从是否有利于现实出发，言词不免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先秦的儒家主要是从传说中的尧舜之话游说诸侯，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鼓吹效法先王。至于自己，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而且也不注重理论。根据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儒行》记载，当时的儒者们十分注意自己的仪容、志趣、作风、性格、气度、事业、责任以及交友、助人等方面，于理论则闭口未谈，于学习也仅只“儒有博学而不穷”一句。而于其他方面却阐述得深刻精当。如表明儒者志趣的“备豫”条说：“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儒者平时刻苦持敬，言信行果，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一种十足的儒侠风度。
儒者们爱护他人，但也十分尊重自己。《儒行》的“刚毅”条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不仅是可杀而不可辱。就是自己有了过失，也只能“微辨”而不可当面数落，可见其自尊。
儒者的自尊不是单纯面子观念的表现，而是建立在自己严于自立的基础上的。《礼记·儒行》在“自立”条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人能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自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社会承认，即使有些过失，应当“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上所述，先秦儒家注重的是自己的修养、抱负，以及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不注重理论的探讨。
说儒家不注重理论的探讨，并不排除他们的刻苦学习。《论语》的开篇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接连阐述了学习中三种不同境界的快乐。孔子不仅提倡刻苦学习，而且提倡深入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不仅提倡思考，而且提倡考证。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上）
孔子虽然提倡学习，但学习的内容只限于《诗》、《书》、《礼》、《乐》。《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自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强调学《诗》，学《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见《论语·季氏》）。
孔子提倡学习，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以加强自己的修养。孔子把儒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学以致用，不断加深自己修养的“君子儒”，一类是剽学某些词句而与自己思想无涉的“小人儒”（见《论语·雍也》）。
孔子教学生虽然也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科（见《论语·先进》），但第一位的是修养，也就是德行，其他都是次要的。他公开要求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一生最为得意的学生是德行最好的颜回，他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在人不堪其忧的陋巷干什么呢？主要是进行自我修养的锻炼。孔子在回答哀公的提问时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同上）
孔子因为侧重思想修养，讲求实际，所以对宇宙生成、生来死去之类不加留意。《论语·先进》记载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如此，但晚年对《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司马迁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这段话虽然自相矛盾，但说孔子老而好《易》是确实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就明确记载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自己也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自己说的和上面引文的有关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其时已到暮年，才发现《易》的重要，所以感叹说：如果能够再给我一些时间，回到五十岁的年龄段，认真钻研易学，就可以没有大过了。（按司马迁的说法则是“于《易》则彬彬矣”）但既有“假我数年”的感叹，说明他识事太迟，动手太慢，于易学研究不深，因而追悔，成了终生憾事。如果像司马迁说的，孔子晚年喜《易》，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则已经彬彬然了，又何叹之有！所以，单凭孔子自己说的这段话，以及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分析，孔子绝不可能作《彖》、《系》等易传。《易传》是后儒托孔子所作。
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写过《易传》，自己也深以对易学研究不够为憾，但不等于完全没有注意。《论语·子路》章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只是没有点出“易曰”罢了，这说明孔子已经开始引《易》立论。
孔子因为开了引《易》立论的先例，所以六经有了《易》的名目。但因为是晚来好《易》，对《易》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未像《诗》、《书》、《礼》一样将《易》列入教学的日课，所以在孔子时代《易》并未拉入儒家的理论体系，儒家的思想还只限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儒家在先秦也只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
儒学由先秦的显学一跃而成为汉代独尊的官方学术，一则得力于董仲舒的宣传和汉武帝的决断，二则得力于自身在理论上的充实和发展。理论充实、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易传》（司马迁提到的“《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的流传以及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而引《易》立论又是和《易传》的出现与流传分不开的，因为《易传》将卜筮之书的《易》提升到了统括一切的理论高度，在为后人开辟广阔思路的同时提供了权威性的论据，董仲舒对儒学的宣传就是借《易》立论的。董仲舒在最后一次策对中说：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段话，除了掺入他自己一些天人合一的思想外，其他全来自《易传·系辞》。董仲舒也直接引《易》立论，他的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直接引《易》立论的。他说：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易传》的出现说明《易》学被拉入了儒学的思想范畴，从而大大充实和完善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而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说明了儒家对《易》学思想运用的普及和深入。这种普及和深入在汉代达到了高潮，《汉书·艺文志》引《易》对诸家结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艺文志》在《书》九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
于《礼》十三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于《乐》六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
于小学十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为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于诸子百八十九家总括中引《易传》立论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入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儒家引《易》是从引经开始的，这点孔子已经作出了榜样。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有着一个由经到传，由意义上引到全文征引的过程。上面引用《汉书》的大量材料，反映了后汉人的思想风气（因为《汉书》是后汉人的著作），其时已将《易传》与《易经》相提并论，直接称《易传》为《易》，这与西汉似有区别。西汉人引《易》多引《易经》原文，引《传》则多为意引，即使引用原文，一般不称出“《易》曰”字样，这在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淮南子》一书中反应得十分明显。以《淮南子·缪称训》为例，该篇引《易》立论共7 处，其中引《经》原文5处，引《传》原文1处，意引《易传》1处。 征引《易经》明显多于《易传》。如第153页（见《诸子集成》第7册《淮南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下同）、为了说明上下一心的力量，引《周易·同人》卦辞说：“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第156页， 为了说明上下脱节，“动于上而不应于下”的危险，引《周易·乾卦》上九爻辞说：“故《易》曰：‘亢龙有悔。’”第157页， 为了说明“动而有益，则损随之”的事物发展向反面转化的道理，引《易传·序卦》说：“剥之不可远居也，故受之以复。”（与《序卦》原文“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略有出入）征引《易传》原文虽然仅此一处，但并未说明是经是传，都冠之以“易”，可知在西汉时期已有了经、传不分的苗头。但也有引《易传》不称“《易》曰”的， 如第165页说：“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易传·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当时经、传不分仅是苗头，而并未成为风气。
当然，《淮南子》并非儒家经典，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旨在说明汉初人引《易》的习惯。只是《淮南子》既属杂家，其引《易》的步伐与正统儒家不一定同步。但正统儒家又有正统儒家的特点。以早于《淮南子》而又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为例，其立论大量征引《诗》、《书》，《易》主要意引《易传》，而很少直接引用《易经》原文，似有把《易》拉入自己范围的意图。如《礼运》、《乐记》、《缁衣》诸篇，仅引《易经》原文1处，而明显意引《易传》5处。其中除《礼运》的大同思想是《易传·乾卦彖辞》的间接发挥，论史与《易传·系辞》大体相似外，其他或者将《易传》原文组合，或者按《易传》路数套用。如《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这些论“礼”的产生的文章，除了“君臣定矣”是《易传·系辞》“乾坤定矣”的套用，“小大殊矣”是“刚柔断矣”的套用、“则性命不同矣”是“吉凶生矣”的修改、“礼者天地之别也”是“变化见矣”的另立外，其他是《系辞》开篇第一段的原文照抄。《乐记》又紧接上文论“乐”的起源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整段文章除了开头结尾根据需要略有增添，以及用词略有改动外，其骨干部分基本上是《系辞》“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的照录。至于套用《易传》路数，《礼运篇》关于“礼”的本源的说明就是一例。《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思想和文章结构全是套用《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这个例子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礼记》的作者企图说明“礼”与“乐”的产生与宇宙生成同步，这与《易传》特别与《易传·系辞》的思想完全一致，《乐记》的几处例子亦是如此。这说明《礼记》产生的时代，大体也是《易传》形成的时代。而《易传》的形成，宣告了儒家理论系统化，特别是宇宙生成论的正式确立。
在《礼记》中还有虽不引用《经》、《传》原文，却通篇发挥易学思想的篇章，最见儒学与易学的关系，被朱熹编入《四书》的《大学》、《中庸》便是其例，我们后面将专门论述。
总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儒学利用了易学，借易学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世儒家更是引《易》立论，体现了易学精华的《周易》成了儒家的首要径典。这个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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