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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易学
来源:摘自《理论学刊》 | 201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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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在先秦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儒家尚孝,墨家尚俭,但都称道尧舜,而且都称自己是真尧舜。因为尧舜早在三千年之前,其事迹已无可考,且又是过时的故事,所以韩非称儒、墨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把儒家的仁义说比作巫祝的祝词。韩非说: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是法家,提倡法治,不讲仁义,也不讲民心背向,更不法先王,一切从是否有利于现实出发,言词不免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先秦的儒家主要是从传说中的尧舜之话游说诸侯,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鼓吹效法先王。至于自己,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而且也不注重理论。根据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儒行》记载,当时的儒者们十分注意自己的仪容、志趣、作风、性格、气度、事业、责任以及交友、助人等方面,于理论则闭口未谈,于学习也仅只“儒有博学而不穷”一句。而于其他方面却阐述得深刻精当。如表明儒者志趣的“备豫”条说:“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儒者平时刻苦持敬,言信行果,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一种十足的儒侠风度。


  儒者们爱护他人,但也十分尊重自己。《儒行》的“刚毅”条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不仅是可杀而不可辱。就是自己有了过失,也只能“微辨”而不可当面数落,可见其自尊。


  儒者的自尊不是单纯面子观念的表现,而是建立在自己严于自立的基础上的。《礼记·儒行》在“自立”条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人能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自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社会承认,即使有些过失,应当“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上所述,先秦儒家注重的是自己的修养、抱负,以及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不注重理论的探讨。


  说儒家不注重理论的探讨,并不排除他们的刻苦学习。《论语》的开篇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接连阐述了学习中三种不同境界的快乐。孔子不仅提倡刻苦学习,而且提倡深入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不仅提倡思考,而且提倡考证。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上)


  孔子虽然提倡学习,但学习的内容只限于《诗》、《书》、《礼》、《乐》。《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自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强调学《诗》,学《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见《论语·季氏》)。


  孔子提倡学习,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以加强自己的修养。孔子把儒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学以致用,不断加深自己修养的“君子儒”,一类是剽学某些词句而与自己思想无涉的“小人儒”(见《论语·雍也》)。


  孔子教学生虽然也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科(见《论语·先进》),但第一位的是修养,也就是德行,其他都是次要的。他公开要求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一生最为得意的学生是德行最好的颜回,他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在人不堪其忧的陋巷干什么呢?主要是进行自我修养的锻炼。孔子在回答哀公的提问时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同上)


  孔子因为侧重思想修养,讲求实际,所以对宇宙生成、生来死去之类不加留意。《论语·先进》记载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如此,但晚年对《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司马迁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这段话虽然自相矛盾,但说孔子老而好《易》是确实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就明确记载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自己也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自己说的和上面引文的有关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其时已到暮年,才发现《易》的重要,所以感叹说:如果能够再给我一些时间,回到五十岁的年龄段,认真钻研易学,就可以没有大过了。(按司马迁的说法则是“于《易》则彬彬矣”)但既有“假我数年”的感叹,说明他识事太迟,动手太慢,于易学研究不深,因而追悔,成了终生憾事。如果像司马迁说的,孔子晚年喜《易》,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则已经彬彬然了,又何叹之有!所以,单凭孔子自己说的这段话,以及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分析,孔子绝不可能作《彖》、《系》等易传。《易传》是后儒托孔子所作。


  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写过《易传》,自己也深以对易学研究不够为憾,但不等于完全没有注意。《论语·子路》章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只是没有点出“易曰”罢了,这说明孔子已经开始引《易》立论。


  孔子因为开了引《易》立论的先例,所以六经有了《易》的名目。但因为是晚来好《易》,对《易》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未像《诗》、《书》、《礼》一样将《易》列入教学的日课,所以在孔子时代《易》并未拉入儒家的理论体系,儒家的思想还只限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儒家在先秦也只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


  儒学由先秦的显学一跃而成为汉代独尊的官方学术,一则得力于董仲舒的宣传和汉武帝的决断,二则得力于自身在理论上的充实和发展。理论充实、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易传》(司马迁提到的“《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的流传以及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而引《易》立论又是和《易传》的出现与流传分不开的,因为《易传》将卜筮之书的《易》提升到了统括一切的理论高度,在为后人开辟广阔思路的同时提供了权威性的论据,董仲舒对儒学的宣传就是借《易》立论的。董仲舒在最后一次策对中说: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段话,除了掺入他自己一些天人合一的思想外,其他全来自《易传·系辞》。董仲舒也直接引《易》立论,他的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直接引《易》立论的。他说: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易传》的出现说明《易》学被拉入了儒学的思想范畴,从而大大充实和完善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而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说明了儒家对《易》学思想运用的普及和深入。这种普及和深入在汉代达到了高潮,《汉书·艺文志》引《易》对诸家结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艺文志》在《书》九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


  于《礼》十三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于《乐》六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


  于小学十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为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于诸子百八十九家总括中引《易传》立论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入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儒家引《易》是从引经开始的,这点孔子已经作出了榜样。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有着一个由经到传,由意义上引到全文征引的过程。上面引用《汉书》的大量材料,反映了后汉人的思想风气(因为《汉书》是后汉人的著作),其时已将《易传》与《易经》相提并论,直接称《易传》为《易》,这与西汉似有区别。西汉人引《易》多引《易经》原文,引《传》则多为意引,即使引用原文,一般不称出“《易》曰”字样,这在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淮南子》一书中反应得十分明显。以《淮南子·缪称训》为例,该篇引《易》立论共7 处,其中引《经》原文5处,引《传》原文1处,意引《易传》1处。 征引《易经》明显多于《易传》。如第153页(见《诸子集成》第7册《淮南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下同)、为了说明上下一心的力量,引《周易·同人》卦辞说:“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第156页, 为了说明上下脱节,“动于上而不应于下”的危险,引《周易·乾卦》上九爻辞说:“故《易》曰:‘亢龙有悔。’”第157页, 为了说明“动而有益,则损随之”的事物发展向反面转化的道理,引《易传·序卦》说:“剥之不可远居也,故受之以复。”(与《序卦》原文“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略有出入)征引《易传》原文虽然仅此一处,但并未说明是经是传,都冠之以“易”,可知在西汉时期已有了经、传不分的苗头。但也有引《易传》不称“《易》曰”的, 如第165页说:“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易传·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当时经、传不分仅是苗头,而并未成为风气。


  当然,《淮南子》并非儒家经典,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旨在说明汉初人引《易》的习惯。只是《淮南子》既属杂家,其引《易》的步伐与正统儒家不一定同步。但正统儒家又有正统儒家的特点。以早于《淮南子》而又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为例,其立论大量征引《诗》、《书》,《易》主要意引《易传》,而很少直接引用《易经》原文,似有把《易》拉入自己范围的意图。如《礼运》、《乐记》、《缁衣》诸篇,仅引《易经》原文1处,而明显意引《易传》5处。其中除《礼运》的大同思想是《易传·乾卦彖辞》的间接发挥,论史与《易传·系辞》大体相似外,其他或者将《易传》原文组合,或者按《易传》路数套用。如《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这些论“礼”的产生的文章,除了“君臣定矣”是《易传·系辞》“乾坤定矣”的套用,“小大殊矣”是“刚柔断矣”的套用、“则性命不同矣”是“吉凶生矣”的修改、“礼者天地之别也”是“变化见矣”的另立外,其他是《系辞》开篇第一段的原文照抄。《乐记》又紧接上文论“乐”的起源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整段文章除了开头结尾根据需要略有增添,以及用词略有改动外,其骨干部分基本上是《系辞》“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的照录。至于套用《易传》路数,《礼运篇》关于“礼”的本源的说明就是一例。《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思想和文章结构全是套用《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这个例子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礼记》的作者企图说明“礼”与“乐”的产生与宇宙生成同步,这与《易传》特别与《易传·系辞》的思想完全一致,《乐记》的几处例子亦是如此。这说明《礼记》产生的时代,大体也是《易传》形成的时代。而《易传》的形成,宣告了儒家理论系统化,特别是宇宙生成论的正式确立。


  在《礼记》中还有虽不引用《经》、《传》原文,却通篇发挥易学思想的篇章,最见儒学与易学的关系,被朱熹编入《四书》的《大学》、《中庸》便是其例,我们后面将专门论述。


  总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儒学利用了易学,借易学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世儒家更是引《易》立论,体现了易学精华的《周易》成了儒家的首要径典。这个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

 

 

 

 

责任编辑: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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