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既是“历史的”，也是变化着的，他早年和晚年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始终是自强不息的入世者，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殉道者，其实，这既不全面，又不真实，孔子晚年意欲遁世。

　　今本《论语》中的“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两章，颇为费解。其原文分别是《子罕篇》第十四章：“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长篇》第七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可知，这两章所记孔子的话，绝非“戏言”，它明确地透露出孔子“内圣外王”的哲学思想，到了晚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遁世。而《论语》最初的选辑者不仅深知其意，也必定认同孔子的这个抉择。

　　《论语·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孔子的这种夷夏之辨思想，已表述得十分明确而清晰。既然如此，孔子何以“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呢？

　　孔子以迟暮之年返回故土，被鲁国尊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又有众多弟子出仕鲁国，韩非子称“季氏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集解》第298页）。按理说，孔子足可以此安度晚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作出居夷浮海的决定呢？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问孔篇》的推测较具代表性，他说：“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黄晖《论衡校释》第416页）。《说文解字·羊部》也记：“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三国志·薛综传》记薛综上疏：“昔孔子疾时，托乘桴浮海之语，季由斯喜，拒以无所取才”（《三国志》第1253页）。其实，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对于“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所以这种臆测，实无意义。导致孔子决定居夷浮海的真正原因，简言之，是不能容忍鲁国的时政。

　　14年前，因鲁国君臣荒废朝政，孔子愤而出国远游，在外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迟暮之年回到父母之邦。然而14年后，鲁国除了定公换成了哀公，执政大夫由季桓子改为季康子，昔日“君不君，臣不臣”、“大夫执国命”的政治态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季孙氏不仅视国君为无物，竟敢“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如此明火执仗地在自家庭院演出天子乐舞，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再者，孔子刚刚回到鲁国，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当政者即决意施行“田赋”，赋税额度比原来“丘赋”多一倍。季康子派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指丘赋）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天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次年初，鲁国即开征“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十二年）

　　冉有不但不听从劝诫，反而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这使孔子十分愤慨。《论语·先进篇》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离娄上》亦记孟子说：“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礼记·大学》征引了鲁国贤大夫孟献子一句十分深刻的话“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即贪官污吏，“聚敛之臣”把国家推向人民的对立面，较之“盗臣”，对于政权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冉有的政治才干最为优秀，位居孔门四科“政事”之首，在周游列国期间，一直陪侍孔子。哀公三年，鲁国特意召请冉有委以重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深望他能劝谏当政者施行仁政。孔子也正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才得以返回鲁国。可是，他令孔子大失所望，这迫使孔子决意再度出游。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所游历的诸侯国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姬姓封国：卫、曹、郑、蔡；第二类是先代遗民封国：陈（虞舜遗民封国）、杞（夏遗民封国）、宋（殷遗民封国）；第三类是不奉周礼的楚国。而这三类国家都不能任用孔子。

　　孔子首先选定的是奉行“夷礼”的楚国，结果失望而归。《礼记·檀弓上》记载有子说：“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楚国），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孙希旦《礼记集解》第217页）。韩非子也说鲁哀公（应是定公）“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韩非子集解》第257页）。《孔丛子》卷中《诘墨》亦记：“楚昭王之世，夫子应聘如荆，不用而返，周旋乎陈、宋、齐、卫。”（见程荣《汉魏丛书》第346页下栏。）

　　其他们两类封国同样没有孔子的立足之地，《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感叹道：“呜呼哀哉！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见孙希旦《礼记集解》，第597、598页）先代遗民封国原本就不奉行周礼，周礼在姬姓国同样遭到遗弃。所以，即使孔子不停奔波，仍不免四处碰壁，诚如子路、子贡所言：“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吕氏春秋》卷14《慎人》）总之，“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见《朱子文集》卷36《答陈同甫》）。

　　孔子已经走投无路，他在《卫操》中写道：“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而“舍鲁何适”？这是摆在孔子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居住到蛮荒之地。说不定，那里正是“孔颜乐处”。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