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酷吏的酷，是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手法。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他们用这种酷刑兑换“政绩”以获得提拔。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是这样一位酷吏。
在中国古代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
乡绅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官家往往会通过他们来管理乡村的民间社会。一方面乡绅阶层大都是民间受过良好教育，往往能自觉成为官家制度的维护者，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代表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当朝廷过分干预乡村事务时，他们又会站到乡村社会的一边。官绅之间的互动更多体现在与民间社会争利，从民间社会取利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而利益底限在这里就成了官绅之间的灰色地带。其实这是一个官、绅、民的三角关系。第三者倒向谁，利益的天平也会随之倒向谁。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南方的前明割据政权和农民军仍然威胁着这个新兴政权。在这种局势下，清初统治者为了维系人心，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做法。先是宽政于民，免除明末苛赋，后又严禁官员巧取豪夺，纾缓民力。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加派（正项以外增收的赋税）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天启、崇祯递增额数一半征收”。
这种政策上的朝令夕改，使得赋税政策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空文。由于地方赋税的加重，导致江南财政吃紧，这也就意味着国库缺少真金白银。国库缺钱，最直接的体现是，军队粮饷告急。新朝刚立，就出现这种缺米下锅的局面，一时之间军心涣散，人心思变。那么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奏折，清政府又是怎样做出应变的呢？
为使这项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顺治十五年七月，由吏、户、礼三部共同制定并出台了针对绅衿抗粮的处分规定：对拖欠钱粮八九成的贡生、监生、廪生等人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两个月，并继续严催没有缴清的钱粮；拖欠五六七成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一个月，并继续催缴……
顺治十八年，农历二月初四的上午，江南苏州郊区的文庙，传来了潮水般的哭声。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从京城传来，文庙作为江南祭祀孔子的场所之一，此时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顺治皇帝送行。当然朱国治也在其中，作为一省之长，他不但需要参加，还要担任仪式的主持。自己的皇帝死了，算是国丧，仪式的庄严肃穆可想而知。
也就在大家垂首做悲痛欲绝状之际，突然文庙外出现了一阵骚乱。很快就有人冲破巡查士兵的封锁闯了进来，随即骚乱转换成激烈的鼓声。还没等灵堂内的官员和地方豪绅做出反应，十几个人就跪在了巡抚朱国治的面前。这帮人看起来不像匪人，也不像大字不识的农民，倒像是一帮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询问之下，朱国治才搞清楚。他们中间为首的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都是当地的科举士子。
领头的倪用宾向朱省长递上了一沓状纸，要求巡抚大人为民做主，惩治贪官。而他们所告的贪官是吴县知县任维初。吴县知县任维初是个恶毒贪婪之徒，这种官员让老百姓厌恶，但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因为他凭借其心黑皮厚的本领，干工作往往不计成本。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缴纳钱粮任务，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异常毒辣。每过堂必用烙铁烙人，受刑人惨叫之声达于通衢，皮肉焦臭之味闻于四门，因此他也被称为“烙铁任”。
当然这还不是书生们跑到文庙来哭诉的主要原因，他们此行主要是揭发任维初的贪污行为。也就是说，在全县上下勒紧裤腰带为国家挤税款的当口，县长任维初却不顾廉耻带头贪污。任维初抬高粮价搜刮农民，然后准备向外倒卖。
碰上这样的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不可能视而不见。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是应该作为典型得到官府嘉奖的。但事实情况却是，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领头告状的一群科举士子，将他们关进大狱。自此，由苏州文庙案为开端，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的大冤案拉开了序幕。
朱国治的态度让倪用宾等人措手不及，他们万万没料到，巡抚大人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们。在朱国治看来，这帮读书人说的话句句是事实，但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才应该去监狱里面呆着。至于吴县县长任维初犯的那点事，根本就不算什么。凭借任维初的那副夺命手段，在催款纳粮上肯定出力不少。更深层的原因是，朱国治本人也是寄生在这条权力链上的“食权者”，要知道任维初贪赃所得，有一部分是进了他的口袋的，现在需要他出头担当一下责任而已。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就这样告状不成，自己反倒进了监狱。唯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就是吴县知县任维初也象征性地陪同坐牢。之所以是象征性地陪同，是因为没过几天，任县长就恢复了自由身。当时奉命审讯此案的道台王纪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很快就查明了案件真相，王纪就提审任维初，让他交代赃银的去向。任维初平日整人整惯了，惧怕那些酷刑落在自己身上，只好原原本本交代出来：自己之所以胆敢盗卖常平仓的救灾米粮，是因为当今巡抚朱国治索贿，而且逼迫甚急，而自己刚刚上任囊中羞涩，无从得银，万不得已才冒死盗粮。
王纪见案子牵扯到顶头上司巡抚朱国治，大惊失色，急忙屁颠屁颠地跑到巡抚衙门，将审讯结果报告朱国治。本来朱国治准备将此次诸生哭庙事件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严惩诸生，以儆效尤。哪里会料到，吴县知县任维初会在背后摆自己一道，将自己这个省长给供了出来。朱国治再也坐不住了。朱国治马上派人将王纪、任维初叫来，统一口径，拒不承认两人之间有索贿行贿之事，更不承认有盗卖仓粮之事。
交代完之后，朱国治又连夜炮制了一道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江南兵饷、赋税难以征收，是因为苏州一带百姓抗缴，其中尤以吴县最甚。新任县令任维初看到上任因未完成赋税而担心被降革，遂严刑考逼，以顾考成，引起吴县乡民愤恨，随意诽谤。诸生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翰、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虽为士子，却形同败类。他们聚集千百不明真相之乡民，肆行无惮，冲入府堂，震动先帝灵位，罪大恶极……
这样一份奏疏，完全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将任维初等人的罪行洗得一干二净，把诸生的哭庙归结为居心险恶的谋反行为。只要其中的任何一条成立，都会要人的命。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朝廷的密令传达下来，被抓的十八名秀才全部处斩。就连江南大才子金圣叹同样也被牵扯进这桩莫名其妙的“哭庙案”。金圣叹被扯进这个大案，主要是因为他的同学倪用宾。也正是由于这个同学的关系，金圣叹还成为了主犯。秀才们的妻子和家产也都被藉没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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