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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传奇人生,百死千难中得来的阳明心学
来源:腾讯网 | 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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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一生,证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气象万千、光耀千古。他一生三次证道,36岁时贵州龙场悟道“心即理”,48岁时南昌悟道“致良知”,55岁时余姚天泉证道“四句教”,最终形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这一切皆是建立在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基础上的。他的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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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不第非耻”追求圣贤境界的青少年时代

 

王阳明知止而后有定,自少年立志,便确定了一生的努力方向。《王阳明年谱》记载,他出生于1472年,13岁时,母亲郑氏去世,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

 

有一次,他与私塾先生探讨“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说:“第一等事就是读书登第,像你父亲那样。”王阳明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恐怕不是的,我觉得第一等事乃读书做圣贤。”自此之后,他穷尽一生去探求追问、躬身修行实践,最终成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经天纬地之才。

 

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1486年,15岁的王阳明出居庸三关,考察边患、察看地形、谋划防务,跟北方少数民族学习骑马射箭,刻苦勤练,箭术一流,可以做到“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王阳明凭吊古战场,缅怀先辈于谦,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失踪”一个多月后他风尘仆仆回到家里,腰间配剑,一副仗剑天涯的侠客模样。1487年,鄂豫陕交界地区发生流民暴动,建国号为“汉”,震动京师。16岁的王阳明觉得这是自己为国效力、显露身手的机会,他写了一份长篇奏折,结合他的兵法知识和考察经验,审势谋策,请缨带兵去征讨。他托父亲把奏折转呈皇上,父亲痛斥他为“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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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孔夫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王阳明之所以对“武备”如此重视,在于他坚定地认为:儒者如只会读圣贤书而不会用兵,那无疑是一种耻辱。他看到历史上有太多以文章词句欺世盗名、粉饰太平的儒者,一旦遇到社会危机、国家变故,真真就剩下了束手无策、百无一用。

 

王阳明天生活泼好动,自小是个谐谑搞怪、率真淘气的人。20岁的时候,为“备战”科举,他日夜读书,沉浸于经史子集中,经常废寝忘食。有一天,周围的人突然发现王阳明的气质变了,变得正襟危坐、谨言慎行,这种与过去的反差让有些人觉得好笑,王阳明正色回敬道:“我过去放任不羁,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春秋时期卫国的籧瑗最后活到50岁,他是到了49岁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现在刚刚20岁,悔过自新还不晚吧。”

 

圣贤书让王阳明脱胎换骨,21岁时他在杭州中举浙江乡试。然而,22岁时他却在京师会试中落榜了,这还不算,三年之后的科举考试,王阳明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他坚定豪迈地笑笑,回应可谓语出惊人:“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孟夫子曾说,“吾四十不动心”,意为40岁便不会再让心被外物得失绑架,而王阳明则是在25岁就显示了如此的气概。儒家之学,在王阳明看来分为举子学和身心学两类。学习之目的在于科举进而升官发财的,无疑就是举子学。而读圣贤书旨在修养身心、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者,乃是真正的身心学。站在身心学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不第非耻”,而一旦一个人因为不第而影响了自己如如不动的内心,就说明其距君子气象还差得很远,是应当自以为耻的。

 

阳明洞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岗山上,因王阳明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时,谪居此地而得名。该处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萌生地和传播地,有“王学圣地”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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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回归儒学并与奸佞正面冲突的中年时代

 

与人们想象中的圣贤不同,王阳明除了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更以一位终生未有败绩的军事家的形象永载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也是一位最会打仗的读书人。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因文才过人,一度驰骋文坛,1494年,23岁的他回到浙江余姚组织龙泉诗社。彼时,他在京师皇城和家乡绍兴都拥有词章盛名,与当时的诗坛领袖以文会友,意气风发,所谓“泛滥辞章一时期”,然而,他很快觉得“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于是,他毅然决然退出文坛,再转去研习兵法,得高士许璋真传,重燃经略四方之志。

 

事实上,32岁之前的王阳明,因为各种机缘,曾深入学习过道家和佛家。他于各处求仙访道,修炼道家养生仙术,亦常参禅静坐修炼佛家空性。他厌弃世之纷扰,曾经决意出家,但顾念祖母和父亲,觉得子孙当尽孝养之道、赡养之责,此乃人之基本道义,几经思想斗争,最终弃佛回儒,“正德丙寅年元年,始归正圣贤之学”。

 

王阳明之所以创建心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正是针对明王朝令人失望的皇帝、官员及大众的道德沦丧而来。明代中叶之后,中西方海运航线开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大众物欲膨胀、人心不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功利主义倾向弥漫的社会,正是孔子曾忧心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视国家社稷如儿戏,又有太监专权,宵人取胜,权倾万乘,威劫大臣;官员唯唯诺诺,阴谋者胜,阳谋者败;苛捐杂税极酷,国法恣睢,激变民心;明王朝天下之势,每况愈下。这些都让王阳明痛苦而无奈。

 

34岁的王阳明此时开始开门授徒,并与湛若水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共倡圣学。朱厚照即位后,带来了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负责监察和谏言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忠肝义胆坚持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等权奸,端正国法,却反遭执掌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刘瑾势力革职、贬官或暗杀。刘瑾假传圣旨,把与此相关的20余人抓进了锦衣卫监狱。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时年35岁的王阳明因上疏论救触怒刘瑾,被廷杖四十,奄奄一息间也被扔进了锦衣卫的大狱。入狱后,王阳明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身处困厄却奋发有为的历史人物的回顾。受这些人物激励,王阳明的精神始终坚定,胸襟浩荡,圣贤信念从未破灭。他学习周文王,在监狱里演绎《周易》,还为狱友们讲学,“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03

37岁龙场悟道

 

经父亲的周旋请托,几个月后,朝廷裁决王阳明出狱,谪贬至贵州龙场做驿栈驿丞。王阳明从京城回浙江老家做赴谪准备,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杀至钱塘江边。王阳明制造跳江的假象,江边遗下衣服鞋子和绝命诗,如此才得以逃脱追杀。

 

王阳明绝命诗有云:“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等他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父亲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1508年春天,37岁的王阳明终于到达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目之所及“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王阳明和三个随从,因水土不服、生活条件艰苦,全部病倒。王阳明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病情更重的随从,还努力调动生活气氛和心情,带给他们精神的支撑和抚慰。

 

这样度过一段适应期后,粮食快要吃完了,王阳明就“刀耕火种”烧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耕种粮食。他还教当地人打土坯、用木头盖房子,教化引导民众,受到百姓爱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功名富贵都变得十分虚幻缥缈,一切荣辱得失似乎也都没有了意义,为什么要活着和如何活下去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下《瘗旅文》,总结“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意识到,以往到事物中去求理的方法和途径是错的,理不在心的外面。圣人之道,理本来就具足于人心。这样的一种体悟,史称龙场悟道。

 

孟夫子说“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马一浮先生说“学问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一个人学道,不是知道些名词、概念、道理就成为圣贤的,如同今人调侃的“我们都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知晓“心即理”三个字,和切切实实在自己的心中体验、体悟、体证到天理的存在,进而把此理扩充到全部生活实践,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几十年圣学之路苦苦探寻的一朝破茧,是他看破得失、超脱荣辱、参透生死后的豁然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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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屡遭陷害而心存光明

 

1517年正月,46岁的王阳明到达江西开始剿匪,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通过非凡的谋略,1年零3个月后,“攻心为上”的他成功剿除各路匪患,发布南赣乡约,厘清行政。通过事功的建立,他的“事上练”更臻完善,并写出《大学问》一书。

 

47岁时,王阳明征三浰,立社学教化沿途当地百姓。历经1年零3个月,危害多年的四省流民暴乱被阳明平定。如果说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显现的“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阳明能够将剿匪告示写得非同凡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告谕浰头巢贼》有云:“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王阳明剿匪与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从“心学”的根本出发,从天、地、人“三才”一体观和民本主义出发,体现了对天下生民之生存的关怀。

 

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宁王朱宸濠造反,被48岁的王阳明所破,仅用43天。然而,此举令王阳明不仅无功反而有过,被张忠团伙污蔑刁难,在皇帝和太监们的逼迫下,王阳明忍辱向皇上报呈《重上江西捷音疏》,将之前呈报的《擒获宸濠捷音疏》重写一遍,并将擒获朱宸濠、平定叛乱的功劳记在皇帝和太监们的名下。至此,朱厚照御驾亲征算是有了结果,“功成名就”地返回北京。王阳明自言此间全靠良知指引。1520年农历九月,王阳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

 

15213月,31岁的朱厚照驾崩,江彬等太监被处死。同年5月,王阳明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广聚世儒、高谈阔论“致良知”学说。嘉靖皇帝即位,传旨要王阳明立即赴京朝见,拟表彰他南赣剿匪和南昌平叛之功。王阳明走到半路,又传来圣旨命令他不要进京,过程几近戏弄。朝廷认为:王阳明未获朝廷授命而擅作主张平叛,乃系蔑视朝廷,不但无功,反而有过。朝廷的这个态度,令天下人心寒,舆论哗然。嘉靖皇帝迫于民意压力,又故作姿态,对王阳明加官授爵,封为“新建伯”,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概为虚名虚职,无实惠实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很快,就有人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王阳明的封爵,诬称王阳明是朱宸濠的同谋逆党。朝廷中还形成一股诋毁和攻击王阳明的势力,指责他宣扬“伪学”,贻害天下。1522年,朝廷正式颁令禁遏王学。1523年进士考试的《策问》考题竟然就是批驳和攻击王阳明的思想主张。见此情景,诸多弟子和友人意欲主持公道,为王阳明辩白,王阳明一概息言,默默忍受,无辩止谤。有一天夜深人静时,王阳明沮丧默坐,对门人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洞穴,可以让我带着父亲逃跑,那么我愿从此远遁,永不后悔。”

 

05

金之在冶而超越平庸

 

面对忍辱负重、进退维谷、凶险异常的局面和处境,王阳明只能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力量,用良知和本心指引自己的选择和担当。不得不说,这颇似释家“忍辱波罗蜜”的一种诠释。他后来感慨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人人都有趋乐避苦之本能,然而王阳明在与王纯甫的书信中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比喻,叫作“金之在冶”。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挫折,在别人看来足够死上七八回,但是于他而言却都铺设了成圣成贤的“道路”。“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人在经过最深刻的磨砺和体悟后,便能“人心死,道心生”,从而超越平庸。

 

1527年,55岁的王阳明在绍兴系统讲授心学理论,他在天泉桥上与钱德洪、王畿授立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天泉证道。看到应者云集,王阳明不禁感慨: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人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不灭的良知,永远绵延着对天道的尊崇与向往。

 

15279月,王阳明从余姚出发去广西,途经江西。他沿途停留于广信、南浦、南昌、吉安,所到之处,弟子云集,民众欢迎,群情激昂。当年的吉安讲学,是王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规模讲学。当年11月,王阳明到达广西,招抚了王受与卢苏,平定思恩、田州,兴学校,抚新民。15289月,王阳明以极低的代价扫除了断藤峡、八寨多年的匪患。当年11月,先生因病离开广西,启程返家。152919日晨,王阳明病逝于青龙铺(江西大余县)码头舟上,年57岁,门人周积等人陪伴,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临终遗言。至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06

圣人之心的力量

 

王阳明一生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就是不用思考就明白的道理,不用学习就了解的那份“应该”,并不是知识学问越多良知就越多。他的信念是“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什么样的一生才算活得值得?王阳明疾病缠身、一生坎坷,在困顿与绝境中大彻大悟,在非议和险恶中毅然前行,历经千难万险,遍尝千辛万苦,屡仆屡起、百折不挠、忍耐克制、杀伐决断、化险为夷,57年的人生历程中安乐顺遂的“幸福时光”少之又少,然而他终究凭着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心灵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传奇。他告诉我们:苦难,有时是一条道路。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杜维明评价王阳明,说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事实上,王阳明最终创造的和谐,是他在坎坷磨砺的一生中找到的依托和路径,阳明心学提倡建构的圣人之心,是那样廓然大公、磊落光明、峭岸坚定,这正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应有的核心。

 

 

 

责任编辑:陈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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