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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制的发端
来源:北京晚报 | 201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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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年,在新式学堂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教科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一种是为应付科举的儒家经典和史鉴文辞的图书,如四书五经之类。而当时的社会,已处在一个千年不遇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兴起,革新改良盛行;西学大举东渐,各种思潮端倪初露。中国社会,日趋开明与进步。这样一个大变革浪潮之下,旧式的蒙学与科举,完全不能应付时需,教育的革新,成为朝野共识。

 

  新式或西式教科书在中国的起步,可上溯到西方教会组织在华兴办的各式教会学校。最早的如上海漕宝路的读经班、宁波的女校以及上海的圣依纳爵公学、约翰书院、益智书会等等,至1900年,这样特色各异、层次各一的教会学校,已经有2000余所。这些教会学校的读本,“宗教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经典,再其次是西学”。(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最重要的,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些读本虽然对国人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但是,西方宗教文化通过这些读本长驱直入,自然引起了本土知识精英的警惕。“勿沿用洋人课本……速自译编”(张元济)。“专制之毒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蔡元培)他们意识到,编撰出版新式教科书,是反对专制、保族保种,进而改造中国文化与建设新型民族人格,推进民族进步的大事。主张革新变法、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代精英,成为第一批鼓吹和着手编辑本土教科书的人。

 

  在商务印书馆系统推出自己的教科书之前,亦有几套洋务派所办学校的自编教科书流行,如江南制造局钟天纬所办上海三等公学的《字义教科书》,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外院(即公学附小)《南洋公学课本》,吴稚辉所办无锡三等公学《蒙学读本全书》等。但是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完善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

 

  商务版教科书,最早也最成功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的成立,缘于几个在西人印刷厂工作的年轻人,难以容忍洋人对华人的轻视怠慢,愤而集资3750元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独具眼光,接洽印刷业务遇见张菊生(名元济),就请他入商务主持编译事业。张入主商务不久,就开始着手编印小学课本。适逢此时,清政府推行教育新制。1902年、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旧历壬寅年和癸卯年,故称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确立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专门教育、高等教育等相对完整的结构,学科相对完备,与之前的学制也作了变更,在操作的层面具有一定指导性。不久,先于学制颁行就已动手编制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张元济、高梦旦等的擘划之下出版了。首印4000册,数日售罄。

 

  《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最新教科书》里第一部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具有开辟草莱的意义。张元济凭自己的声望人脉,召集了周围有志于“开发中国之急务”出版业的理想主义者: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他们怀着保国救种的急迫感,借鉴日本的教科书体例,来编辑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凡事功必求尽善尽美,使得这套教科书,从一开始,在立意和手笔上,就有别于其他教科书。

 

  一套教科书,最重要的是它的“根本计划”。张元济、高梦旦采用的是圆桌会议的合议制来确定,据蒋惟乔回忆,《最新国文教科书》确定了以下至关重要的体例:

 

  形式方面,第一、教科书根据年级,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由少渐多。并规定,“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五课之前,限定六画,十课之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第二、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三、限制每一课的生字。规定:“五课以前,每课不得超过十字。”第四、生字在后课必要复习。规定:“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课之生字,必于以后各课中,再见两次以上,俾使复习。”第五、全书各册均规定字数。“每一册每课从八字;第二册每课从四十字至六十字;三册以下,不为严格限制”

 

  内容方面则规定,选用各科事项,以优美的文字表述,同时根据内容,配有与文字融和的精美图画。同时规定各科内容的比例,如各册六十课中,理科、历史各占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要求各种材料彼此交错、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

 

  蔡元培评价当时的商务:“……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惟小学教科书。……而同业之有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粗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这部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功的新式教科书,被公认为是近代教科书的发端。其中确立的许多教科书体例和方法,沿用至今。

 

  正如蔡元培所言,教科书的编撰,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头等大事。癸卯学制公布后,国内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相继涌现,除了从前的数十家,又增加了不少大小机构。稍有影响的如官方的学部图书局和民间的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彪蒙书局等。然而,他们当中,始终难有一家能与商务匹敌。张骞的中国图书公司,实力雄厚,本想与商务大干一场,结果却很快被商务收购了。

 

  这一时期,商务的教科书,占到市面的十之八九甚或更多。究其原因,首先应归结为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在操作的层面,亦有其他出版机构难望其项背的地方:

 

  一是资金上的保障。商务此时正与日本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资,双方注入了大量资金, 1905年达到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比其他教科书编印机构的资本总和还要多,而这一点,对于即将迎来产业形态的教科书编印出版与发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是教科书体系的完备。“最新教科书”是晚清唯一一套完整教科书。商务前后用了五年,先后编印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一至十册、“初等小学数学”一至十册、“初等小学修身”一至十册;又有“高等小学国文”一至四册、“高等小学”算术一至四册、“高等小学历史”一至四册等。其三,首创了编印辅助教科书《教授法》随书刊行。这一点,在一百年前新制初行之时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的新教育,谁来办、如何办、课本哪里来、教师哪里来、学业如何教,都是大大的问号!四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抱怀,将出版为实验田,参与教学实践,并不断修订教科书使之日趋完善。为此商务先办了师范讲习所,讲习所又有附小“尚公小学”;后来还兴办师范函授、《教育杂志》。这些举措,既是教育理想的探索,在举国茫然的草创时期,亦是新教育本身的事业链条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责任编辑: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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