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庚子国变的余焰刚刚消逝不久，一度饱受摧残的教会也重整旗鼓。时年春天，美国南监理会派遣传教士韩明德、潘慎文和衡特立等三人来到湖州城，向湖州归安县令朱懋清表示，希望在城内购买土地作为教会传教之用，兴建教堂和医院。朱懋清于是向洋人推荐了一片地——位于湖州 城北门内的“海岛”。
     “海岛”，亦称飞英铺，因三面环水而得名。“海岛”附近的地，有的是民地，有的是荒地。传教士查看后，要求县令把这些荒地也卖给他们。随后朱县令两次发布通告，结果数月而无人认领，县令据此认为该地为无主荒地，将十余亩地收为地方公用，估值四百元，报请时任浙江巡抚任道镕批准立案，正式将此十余亩地，转卖给南监理会韩明德。
    在这片荒地的旁边，有两个破旧的祠庙，传教士提出愿意买其他土地与庙产所有者置换，最终教会总计购得湖州城内“海岛”区土地一百余亩，随后即沿边界圈筑围墙。次年朱懋清卸任，新任县令丁燮上任后，也不实地勘察，甚至还派差役前往协助传教士“强拆”，驱逐守庙人。至此，湖州士绅才意识到，原府学尊经阁、颜鲁公祠遗址和曹孝子庙等毗连之地，尽在被圈占之范围。
    颜鲁公祠是为纪念颜真卿所建，曹孝子祠为纪念宋代孝子曹清所建。这极大刺激...

此案最为棘手之处在于，教会的购地行为各个环节难称违法。按照清政府与洋人签订的中外条约，教会具有合法在中国购地兴建教堂、医院等的一系列权利，条约也要求清政府的地方官吏与之配合、给予方便。庚子之前，倚仗特权的教会势力一度颇为跋扈，即便是在中国人的民教诉讼中，传教士经常为教徒出头而干预词讼。因此地方官在处理涉教类事务时压力很大，若不能遂教会之意，教会即可能通过“传教士-领事-公使-总理事务衙门-督抚-地方官员”这一渠道提出抗议，将普通的民事纠纷“泛外交化”。
    另外，由于文化隔膜等因素，民众易受一些反教谣言的蛊惑，稍有不慎即酿成烧教堂、杀教士的巨案。一旦案件发生，列强挟炮舰而来，惩凶手、撤官职、索巨款的“三板斧”自然是免不了。因此，地方官处理此类事务时往往如履薄冰，为教会大行方便。湖州士绅“维权”的第一步即向传教士和地方官府提出抗议，要求教会停止施工，返还土地。教会自认合法，断然拒绝湖绅的要求。县令秉持“新官不理旧账”的态 度，加之有省抚的大印背书，对此诉求毫不积极。湖绅继续以章祖申为首联名向省抚呈控，同时派人赴京遍告在京同乡官员，众人先后赴都察院和外务部陈情。
    鼎鼎大名的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得知案情后速向内廷奏报，使得局势扭转...

1907年4月，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湖绅抓住机会，联名致函南监理会会督韦理生，陈述海岛教案的情形；又请张增熙为代表亲赴上海陈述此事。随后南监理会派遣蓝华德与柏乐文赴湖州。民教双方于湖州潜园展开谈判，磋商两日夜之久，终于签订了蓝华德合同。此次索回的土地比许鼎霖合同的十五亩之数还要多，先前“赠与”教会的1000两规元亦被索回，湖绅只需支付500 鹰洋作为教会拆除建筑的补偿，并退还教会原先的400元地价。而且该合同条款用语非常得体，显示出了双方的平等和善意。
    但是作为购地的主要当事人，韩明德认为该合同不能体现他的意思，而且这个结果将他置于一种不道德的境地。合同签订后，韩明德拒不履行，湖州绅民认为传教士违约，异常愤怒举行集会...湖绅遂决定将此案诉至美国驻华法院——时人称之为“美国按察署”。1908年10月，美国驻华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交锋的背后，双方经过数日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和解协议，由林文德当庭宣读，再由法庭以判决书的形式发布：湖绅需将东面围墙附近的一块地还给教会，此外基本依照蓝华德合同所定界限转还土地；教会应当在判决五个月之内拆除应归还土地上的建筑物，湖绅再额外支付1500元，作为赎回土地和教会拆除医院、修整土地的费用。民教双方总算是达成了和解与共识，为这桩长达6年之久的争执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