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从最初的1所到清末的1700多所、从中原到边陲、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中国到世界。可以说孔庙不仅是一种中华文化，而且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值得关注地是当代新孔庙也在我国不断诞生，如广东三水孔庙、广东潮阳孔庙等就是当代新孔庙的代表。这些孔庙的性质属于纪念性孔庙。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建立的孔子学院则是中国文化国际化的一个象征，孔子学院就是当代意义上的新的庙学合一，即新的、赋予时代意义的孔庙。这些建在国外的孔子学院都有孔子像，具有纪念性质，教的是中国汉语和中国文化等，虽然不以学历教育为己任，但是符合学校概念。即表现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庙学合一。区别就在于古代中国的庙学合一，是科举制的摇篮，是培养国家公务员的摇篮。孔子学院则是当代中国把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旨在使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通俗地说，前者是培养古代公务员的学校。后者则是中华文化国际化的传播使者。
    古代在日本、越南、朝鲜的孔庙也是庙学合一，不过它不是中国政府所为，而是日本、越南、朝鲜所在国政府所为，而当今中国在世界各国举办的孔子学院则是当代中国政府所为。这是古代各国孔庙和当代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的一大区别。
  

中国古代官场的准入机制，经历了原始的决斗制、初始的禅让制、封建的世袭制、荐举制，到较为公平的科举制，其中，科举制在中国官场的准入机制长达1300年历史，在这1300年中，全国各地的孔庙（除曲阜孔庙和后来的浙江衢州家庙、浙江金华榉溪家庙和一些纪念性孔庙外）则是科举制度下做官的摇篮。反映了中国社会正朝着较为公平的方向发展。从隋代开始，做官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而科举必由学校。我们先看一下古代官场准入机制的发展变化：
    官和民是社会的一对矛盾体，又是一个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变化。官都是从民变化来的，民可以变成官，官也可以变成民。和动物世界一样，早期人类为了生存，如为了领地、为了取得优先交配权和食物，互相争斗，结果胜者为王。这个胜者就是人类最初意义上的“官”。而败者就是人类最初意义上的“民”。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就变的逐步文明起来，光靠武力不行了，做官最终还需要智力和亲和力，传说中的中国远古七十二部落首领就是集武力、智力和亲和力而最终成为部落首领的。再发展下去，出现了禅让制，如尧把大位禅让给舜，舜又把大位禅让给禹。到了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禹把大位传给了儿子启。

综观历史，中国社会是乎有一个定律，那就是只要是战争或乱世，孔庙就遭受破坏，而治世或和平时期孔庙就得到保护和利用。反过来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孔庙的保护和利用促进了中国的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护和利用孔庙。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六国时就就焚书坑儒，鲁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战国末期已经不存在，秦始皇时原鲁国境内只有一个三间土坯屋的纪念性质的曲阜“孔庙”。当时并不受到秦始皇的关注。宋以后就发生了急变，比如金灭北宋，长驱直入北宋境，所到之处，孔庙遭殃，苏州文庙就是一例，在金兵入侵中毁于一旦。所以有了苏州历史上第一块记载苏州孔庙修复的《吴郡重修大成殿记碑》（南宋著名书法家米友仁书丹）。再比如太平天国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苏州，苏州文庙再次遭到灭顶之灾，李鸿章打败苏州太平军后，又重修了苏州文庙。再比如文革时期，苏州文庙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党和政府高度关注苏州文庙的保护利用，出巨资维修，1997年以前完成了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孔庙的主要建筑得到了维修和保护。2001年6月1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视察了苏州文庙，在听取讲解后作出进一步保护苏州文庙的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