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1392-1910)仰慕当时的中华文明，以“小中华”、“东海中华”自居，也被称为儒教王朝。当权者言必称孔孟，街谈巷议也以四书五经为依据，致使朝鲜形成“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的民族性格和社会风尚。事实上，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开始，朝鲜半岛北部作为中国的郡县，就开始祭祀周公和孔子。朝鲜建国当年，即命各道按察使将学校兴废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内容。理学传入后，号称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把儒家礼俗推广到全社会，令士庶按照《朱子家礼》建家庙，立神主，祭先祖，将“处处祈佛，家家祀神”的民俗改变为“处处祀孔、家家祀祖”的儒家礼俗。
     高丽仁宗五年（1126年），将学校和文庙推向地方，乡校一时达到360所，祭祀孔子的文庙从此遍布朝鲜半岛。太祖七年（1398年），国学成均馆文庙落成，太祖李成桂成为第一位亲自祭祀孔子的朝鲜国王，从此国王参加祭祀成为常事。对于孔子的尊重与敬仰不仅仅是贵族阶层，在市民社会中也如是一出。比如朝鲜遭遇倭乱的时期，珍岛乡校斋长金熙南担心文庙遭到破坏，除将文庙牌位全部藏到山洞外，逃难前还在明伦堂的正门上题写了“天下岂无夫子道”一句诗，以告诫倭寇不要破坏孔子庙。未料，倭寇看到后竟然良心发现，不仅没有放火焚烧学校和文庙，还在金熙南的诗句后面对上“此地亦有忠烈士”，以表达对金熙南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敬重……
    
 
     不仅成均馆的前身其实就是朝鲜的国子监（国学），由于蒙古人征服朝鲜，使其成为藩国，从而不能再称之为国学，不得不改名字，于是根据《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将国子监改称为成均馆。

遍布韩国各地的乡校，其格局和建制与成均馆相仿，均内设文庙和学舍，只是级别较低、规模较小而已。这些乡校在韩国也叫孔庙，是韩国历代传承儒教、祭祀孔子等圣贤的地方教育机构。公元1127年，高丽仁宗王下令在各郡县创办乡校，成为当时培养儒教人才的基层教育机构。80年代后，由于政府倡导传统国民礼节的传承，各乡校纷纷开办寒暑假“礼节学校”，教孩子为人处世的道理、仁义孝悌的品行，受到学校和家长的欢迎。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开始复兴儒教传统文化,强化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韩国知识界很快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儒林,并于1945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儒道会”。儒道会的总部设在首尔，全国各个道、市与乡都有其分支机构,在全国拥有几十万信奉正宗儒教的“儒林”会员，他们是现代韩国的儒学“活传统”，积极从事文庙奉祀、乡校教育、汉文讲座等儒教活动。
    儒道会为管理原来的成均馆而组织了财团法人成均馆。据财团法人成均馆定款，该财团的目的是基于儒道精神，阐明道义、扶植伦理、发展文化、振兴公德。同样，各地乡校也都组成了财团法人，管理乡校的工作，致力于传播儒学……

国人时常批评当代韩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强占”，从端午节的申遗到释奠礼的争论，都潜藏着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感——曲阜恢复的释奠礼是从韩国习来，台湾的释奠礼也不外如是。甚至，在国际学术界中，韩国被认为是最好地保留了儒教文化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切皆源于韩国从朝鲜王朝以来，一直涓涓不断的深厚的儒家教育根基。乃至今日，韩国的全民教育中仍然以儒家精神为重，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专门的伦理教育课程为“生活之正道”、“道德”、“国民伦理”。成均馆大学的校训更为鲜明“仁、义、礼、智”，其儒学系开设的课程不仅包括《论语》等经典讲读课、也包括中国儒学史、礼学等等。其它国立大学也都设置国民伦理学系，除了研究传统与现代社会伦理之外，还培养初中、高中国民伦理课的师资，所学内容也与儒学高度相关。
     应该说韩国政府在这种传统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资助成立“民族文化推进会”，开展以四书五经为主，加上《史记》、《通鉴纲要》、《诸子选读》等课程的研修班。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00元和5000元两种纸币上的人物，是被尊称为韩国的“孔孟”的李退溪、李栗谷两位韩国儒学代表人物。儒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于国民来说自然也是深入人心，这何其地令我们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