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四川省富顺县文庙的工作人员对文庙进行例行维修，翻修崇圣祠时，在正脊亭塔式宝鼎内惊奇地发现了一尊高约28厘米的黄色琉璃质裸体童人。裸体童人面带微笑，背北朝南，右手指天，左手示地，身穿肚兜，下体赤裸，造型生动，独具匠心。

    这个被列为“巴蜀之谜”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震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各大晚报以及海外媒体、互联网等纷纷加以报道。

    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十分感兴趣，有的人迷惑不解，有的进行探索研究，纷纷发表文章，欲解这个谜团。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弘扬富顺文庙文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富顺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元月26日举办了“富顺文庙儒学及裸体男童探谜研讨会”。有关裸童男像之谜，各方观点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裸童男像是何时放入崇圣祠正脊宝鼎内的?
    

    刘丙文、醉舟二先生认为，裸童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时放进去的。富顺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据县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5年)对文庙进行过大型维修，并且把崇圣祠屋顶由单檐改为重檐，宝鼎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安装的，因此，童人塑像也应该是这时放上去的。

    1992年，在富顺牛佛发现了一座被盗古墓，文管所所长王明日章等人在墓道里发现两根龙柱。龙柱造型和崇圣祠宝鼎上“合口龙”的造型近似。根据调查，当地一农民说，附近有块合口龙石碑。据碑文记载，这座墓里埋葬的是明朝一个名叫郭谏的进士。他曾经在云南、北京等地为官，死后运回老家安葬。碑文上反映出这座墓是明嘉靖年间所建。

    据此，裸体童人为嘉靖年间所制的推测得到了初步证实。刘丙文等根据墓中的“合口龙”与宝鼎上的“合口龙”相似推断出“裸童”是明嘉靖年间放入的。

    萧祥祝先生则认为，裸童是清道光十六(1836年)年至二十(1840年)年，由川南首富之富顺土绅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

    萧先生介绍说，据《富顺县志》记载，道光十六年，富顺知县邓仁堃以文庙年久失修，亟待修葺，特请萧永升等县绅商议维修事宜。

    萧永升认为文庙关系富顺“文章风水”，是桑梓教化之所，慨然答应由个人捐资重建。他亲自督工，历时四年多，耗资折合白银三万余两。新建成的富顺文庙，布局合理，体制雄伟，殿宇巍峨，工艺精湛，闻名川中。

    萧先生说，他们查阅了所有关于富顺文庙的史实，在1836年以前从没有安放“裸童”的记载，1836年萧永升拆除旧庙时更没有得一“裸童”的佐证。在全国三千多座文庙中，富顺文庙是独一无二的安放了“裸体男童”。可以推断，“裸体男童”是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如果把“裸童”说成是富顺文庙始建时就安放的，是“千古”之谜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谢桃坊教授认为，裸童很可能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放上去的。明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市民文化发达、人们的情意很活跃，艳情小说盛行、秘戏图流传。清代康熙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受到禁梏，人性被压抑，说道光时期维修放上去的，不太可能。

    
     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说法难以成立 
  

    林远森先生根据“裸男童”是明嘉靖安放的说法，认为不是受西学的影响。他说：明朝开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儒学出现空前盛况。他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除了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外，王阳明的心学大兴，并影响中国思想长达百年之久。王阳明的高足王艮，还主张面向下层民众宣传。正如刘光第所说：“明有天下凡三百年……上专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习者深而且广……”，此时是无所谓西学影响的。

    西学的影响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广州海岸；1554年，葡萄牙人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52年8月，耶酥会创办人方济各·沙勿略抵达距广州三十里的上川岛，病死于岛上。1582年，葡萄牙人罗明坚得到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宇寺居住，正式传教，其时为明万历十年(1582年)。可见，在崇圣祠屋顶的宝鼎上安上裸男，不是受了西学的影响。

    刘海声也认为，“裸男童”并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裸体”一祠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称“裸裎”，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儒家对赤身露体认为是“下流”、“粗野”、没有礼貌的行为。

    孟子曾经说过：“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就有上述意思。但是，老(子)庄(子)学派对“裸裎”行为的看法与儒家学派恰好相反，认为是高尚的行为。《晋书·范宣传》有记载说：“正始(240-248年，三国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唐朝柳宗元在《序饮》中也说：“呈闻昔之饮酒者……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

  可见“裸体”并非就是“西方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一个信号”，不如说是东方文化老庄学派对孔孟学派的影响较为贴切。

     周开岳先生认为，如果说“裸男童”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合乎事实的。持外来文化影响论的人，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庙是儒家的圣殿，儒家是讲究“礼法”的，怎么能把裸体男童放置在圣殿的顶上？而且孔门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怎么会搞一个裸体男童，而且那虽未发育完全却是羞耻处的男性阳具也显露张扬，这真是大逆不道。看来只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画裸体塑裸体的西方文化)，才会这样不讲“礼”不讲“法”，捣鼓出这样不伦不类的事物。我的看法是：否!两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并不视裸体童男为“非礼”。只要略略翻阅我国历代的绘画——特别是年画，裸体童男比比皆是。什么“五子登科”，什么“百子献寿”，什么“年年有余”……都是裸体童男(有的系着肚兜，还有童女掺杂其间)，个个憨态可掬，人见人爱。这些绘画创作的年代上溯远至唐宋，多在明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排斥裸体童男的。明清时代的年画还大量印制裸体男童，并未看作是“非礼”的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祈求“多福、多寿、多男子”，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当然不能否认，而多男的愿望却一直支配着许多中国人。

    
     三、裸童塑像疑是幼年孔子或者是孩童时期的项橐
    
     刘海声先生怀疑“裸童”是幼年时期的孔子。“裸童”安放在崇圣祠的顶脊上，而不是安放在孔庙的其他地方，其中大有文章。

    第一，崇圣祠，原为孔子家庙，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追封孔子五世祖为王，才把家庙改称为崇圣祠，也叫做五代祠，距今只有278年历史。祠内供奉的是孔子第五世祖肇圣王木金父、高祖裕圣王祀父、曾祖诒圣王防叔、祖父昌盛王伯夏、父亲启圣王叔梁纥。同时配享的还有颜回、曾参、孔亻及(即孔子的孙儿)、孟轲四人的父亲；从祀的还有宋代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弟兄、朱熹、蔡沈等六位的五位父亲。可说是上系孔子的五代祖先和儿子，下连孔子学派的后继人代表的父亲，都在崇圣祠中受祭祀。这些人之能够受人供奉、祭祀(连没有什么名气的孔鲤，就因孔子是他父亲，孔亻及是他儿子，也都安排了座位)都沾了孔子的光。可是，在崇圣祠中，恰恰没有孔子的存在。请大家想一想，这岂不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吗?有人也许认为：孔子自有大成殿“王者之尊”的位置，何须在崇圣祠中来找座位?但再想一想，在集“公祭”与“家祭”于一祠或一庙的情况下，孔子却成了上有五代，下有儿孙，却惟独没有他自己，难道大成殿的孔子是从天上掉下的吗?清朝雍正皇帝这样的“圣旨”安排，实在有点儿不妥!
    

    第二，从“裸童”身穿肚兜来看，“裸童”是个幼童。富顺文庙发现的“人像”，除了“阳具毕现”的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身穿肚兜”。肚兜是什么?是挂束在胸腹间的贴身小衣，又叫“抹胸”(请注意不是“围腰”)，富顺地区又叫“兜肚”，是用来给2岁到10岁左右的男孩赤身露体时穿着防凉胃感冒的。20世纪40年代以前，常有幼儿穿着“肚兜”、光着屁股在床上睡觉，或在外面玩耍的。幼女穿肚兜却要穿上单裤或短裤。这种“肚兜”究竟兴起于何时，未经考证，但在清朝初期已有文字记载了。清高宗乾隆时期(18世纪中叶)曹雪芹著的《红楼梦》36回中有段文字写道：薛宝钗独自去怡红院，看见贾宝玉在床上午睡，袭人坐在宝玉身边做针线。宝钗说着，一面就瞧她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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