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看到了那些老照片。谭云山与泰戈尔、尼赫鲁，与到访的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见证人。脆弱的中国、错乱的世界，也给予年轻人意外的机会，将他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

    他不仅充当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纽带。泰戈尔需要他传授中国文化，这与泰戈尔的东方文化理想有关。蒋介石需要他安排与尼赫鲁、甘地的见面，因为抗战的中国需要印度的支持。周恩来要在一个新世界秩序中确立中国位置，中国与印度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毛泽东从未真正注意过他，他们在北京见面时，也想不起他是自己的师弟，但毛喜欢被海外华人觐见的感受。

    这些强有力的人物是他活动的背景，但他个人的内心到底是什么？他很少吐露自己的感受，我们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他怎样看待这些历史人物。一些人回忆说，他实在过分谦逊了，从不谈论自己建立中国学院的艰苦过程，也很少流露内心的困惑与失落。在这些黑白照片上，他神情端庄、甚至不无拘谨，是再典型不过的谦谦君子。在一本关于他的生平与贡献的纪念文集上，我很少捕捉到关于他内心的信息。

    一九五一年，国际大学在变为国立大学后。泰戈尔的教育理想让位于现代官僚系统了。在一些校务会议后，谭云山忍不住向家里人抱怨，教授们只关心自己的薪金。在他的长子谭中的记述里，他在家里自称“忍仙”，尤其是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刻，他一生的努力，都可能因政治纠纷而破灭。

    至于他的晚年生活，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六七年从国际大学退休后，他再次上路，开始了新的筑梦之旅。他要再新建一所佛学院。他前往缅甸华人社区，向这些昔日的朋友募捐。这行动似乎也是安抚他受伤的理想。到一九八三去世时，他的梦想仍未实现。

    在和平乡的一个下午，我在阴冷的房间里读到谭云山的一本小书，它出版于一九五七年，关于中国学院二十年的历程。书的绝大部分篇章是说明文式的，资料性的，只有第一页的总述中带有了少许个人色彩。

    他先是引用了中国的谚语，“光阴似箭”，“一寸光阴一寸金”，提到了大禹、陶渊明与李后主。接着，他谈起了印度教中的时间，它的一昼夜相当于8,640,000,000年。最后，他引用了英国人阿迪生的观点：时间对于聪明人总是太短，对于蠢人则过长。

    他自己的观点则淹没在这些广博的引用中，但是那淡淡的感伤却洋溢其中。或许他终身都生活在对强有力心灵的渴望之中。他仰慕泰戈尔，敬佩蒋介石，他的儿子谭中与谭正，正是“蒋中正”之意，他被周恩来、尼赫鲁的风度折服。而在评论毛泽东时，他很少产生质疑。

    他似乎关闭了自己，只向内心探索。但这探索，究竟多少是智慧，又多少是玄虚？泰戈尔不也曾感慨说：“啊！我悲怆的祖国，裹着褴褛的衣饰,/带着陈腐的知识,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敏锐地看透了创造的虚假,/你怡然自得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你所做的不过是砥砺玄奥的谈锋。”

    我还到了谭云山一家住过的房屋。这座两层楼建于一九四五年，门顶上有篆刻的汉字，它也是印中文化协会的办公地点。谭中记得，家中从来宾客不断，人们谈论中国与印度的过去与未来，中文、英文与孟加拉语、印地语交织。

    谭云山的家如今被改成男生宿舍，我进去时，电视正开着，播放着板球比赛，阳台上晾着内裤与衬衫。很少有人知道谭云山的故事了，中国学院也不再有昔日的光芒。它不再教授中国文化，而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语言系。已经有两年，没有一个从中国的老师到来了。

    我突然想起到在北京见到的谭中。他身材不高，方方的面孔，他的谈话碎片和重复。他着迷地重复着Chindia的说法，把它翻译成“中印大同”。我也记得他的愤愤不平：谭云山的贡献被低估了。他不断提到印度的几代政要与他父亲的友情，像是处于某种身份危机中，渴望得到承认。

    如今我明白了，他一定感觉到父亲的遗产的不断萎缩。中国学院曾是国际大学最显著的机构，它的建筑都是最雄伟与精致的，现在却失去了独特性。它不但没有扩张，反而只能靠遗产生存，而且没人多么在乎这份遗产。人们总是健忘，在大谈中印同盟时，却忘记了这个昔日最重要的联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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