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在黄河出海的山东大地上，有一个人的思想，对后代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孔子。

 

话说当年，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年代，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当此之时，有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怀着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挺身而出，来为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治国之道”。于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大幕，便开始从中原大地转向了泰山脚下的山东半岛。

 

在这片“齐鲁大地”之上，先有儒家的孔子出来主张“无讼”、倡言“复礼”，继而，又有墨家的墨子起来力言“非攻”（反对战争）、“法天”、“法仪”（即提倡自然正义），接着，更有孟子高扬“民本”、“民权”，发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呐喊。这边厢，当道家的老子、庄子在嬉笑怒骂、辛辣讽刺一切统治阶级的“实在法”时，那边厢，儒家的荀子却又在大声呼唤着“圣人之治”。在荀子主持的“稷下学宫”里，却忽然后院起火，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一大批自由派思想家们，在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学说基础上，广纳百家学说的理论精华，又发展出了风靡一时的“黄老学派”，力言执政者要“抱道执度”、“约法恤行”。

 

平心而论，在这个时期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真的是一个空前绝后、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有一个很少为人所注意的历史细节是：早在老子骑牛出关，并挥笔写成《道德经》这部伟大的著作之前，在黄河对岸的中条山下，魏国的李悝亦已悄悄编成了一部著名的《法经》。但这部《法经》很不幸，抛弃了自周公以来所有古代法学家们曾经有过的对“法律的本质价值”的种种思考，而重走了商代那条“以刑代法”、“以刑治国”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旧路，并由此而在中原大地上，开启了一个“专任刑杀”、被称为“法家”的学派。其后不久，在河南、陕西等地，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一个接一个著书立说，大力鼓吹“君主专制”、“严刑峻法”，于是，中国法律史的风向，又再从山东半岛，转回了中原和陕西大地。

 

综观这一场长达二三百年的中国法学的“百家争鸣”，有一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那就是：“墨”、“道”两家的法学智慧，由于十分不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之中，长期被打入冷宫、遭人忘却。而“专任刑杀”的法家，虽然曾一度大受统治阶级的青睐，但在经历过一番短暂的疯狂之后，很快跌落到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境地。只有孔子的儒家学说，虽在秦始皇时代亦曾经饱受“焚书坑儒”的迫害，但在西汉初期，却又终能卷土重来，不仅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之所“独尊”，更成为“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而且还能在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被历代帝王们尊奉为中国官方法律思想的正统。

 

这里面到底又有什么缘故呢？

 

原来，“圣时门”这三字，源出于孟子文章中的“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其意是赞扬孔子能“审时度势”、“适时应变”地处世为人。不过，在孟子这句话里，也分明含着另一种意思，即——无论时势怎样变化，从孔子的思想学说里，总可以找到一些能为统治者所用的东西，所以，孔子才能两千年不倒地“时尚”下去。那么，在孔子思想里这些很“行时”的东西又是什么呢？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做过一段很精辟的分析：第一是孔子的“天命”观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可以用来对人民实施“愚民政策”；第二是孔子的“大一统”观念——“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可以用来理直气壮地镇压所有乱臣贼子；第三就是孔子的“纲常教义”——即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归纳为“三纲五常”，并通过对君权、父权、夫权这“三纲”的确立来统领“五常”——“仁、义、礼、智、信”，巧妙地把“事亲之孝”，转化为“事君之忠”，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一种伦理政治体系，并将“防止犯上作乱”、确保人人都是“天子顺民”的政治责任，“关口前移”到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里，让每一位族长家长去承担。

 

因此，不难明白，自西汉以来，孔子这种大有益于帝王的“人治”、“德治”，而总不提小民们的“权利”与“自由”的学说思想，为何会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并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立法思想的圭臬。

 

不过，在近代百年众多学者（包括王亚南先生）对孔子“纲常教义”的猛烈批判之中，我也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意见。考诸《论语·颜渊》的原文，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是说，“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从中我们并不能推论出孔子提倡“君权至上”、“父权至上”的牵强结论。而同时，从遍布整部《论语》的那些“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孔子言论中，亦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味地要求下级对上级盲目顺从，而是对上下级双方都提出了一种对等的、合乎人性的，甚至可以说还包含一种相当现代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法律精神在内的道德要求。

 

作为一个思想家，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孔子完全有权自由地发表他个人的思想见解，而我们却无权在现代“自由地”歪曲他的原意。至于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谬论，只是西汉那位董仲舒歪曲了孔子的原意而自编出来的。而至近代，许多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一腔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对“吃人礼教”的所有板子，都毫不留情地打在孔子身上，这种情况，对孔子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遥想当年，孔门的三千弟子曾在此地云集听经，而孔子则正襟危坐、高台教化，洙水河畔，弦歌声声，这种空前的文化盛况，令我产生一种对孔子人格的感动。

 

现在，我已来到了孔庙的最后一重宫殿——“大成殿”前。

 

说起来，这“大成”二字，亦源出于孟子的章句。其本意，也只是赞扬孔子是位继承了众多古圣美德的“集大成者”，而并非是说孔子的学识文章已“集天下之大成”。流连在这座孔庙中最巍峨壮丽的大殿之下，手抚着那些雕刻精美的蟠龙石柱，遥望着烟雨空蒙的殿外，只见有不少的游客在雨中焚香礼拜，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他们究竟是在祈祷些什么。而转头细观殿内，则见一尊被神龛上面的帷布遮住了半个脑袋的孔子塑像，高高在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些万万千千、熙熙攘攘的游客，在自己的面前日夜来去。

 

看着这位寂寞的孔子，我忽然生出了一种啼笑皆非之感。

 

可悲的是，2500年来，这个被摆上了神台的人，其思想言论，却又长久地遭到人们普遍的误会和曲解——要么被人肉麻地吹捧，要么被人刻薄地批判。

 

说起来，在孔子毕生的思想言论中，最能反映出他的糊涂的，就是他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一直都以为：只有“周礼”，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而中国只要复归到“周礼”的轨道上去，就一定会天下太平。但他老人家可能从来都未想过：他那种总想拿西周的“礼治”来解决春秋时期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总想教育春秋时期的人民和社会退回西周时代中的天真想法，也许真应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叫“刻舟求剑”。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晚年一车两马、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地游说诸侯而总是理想不售，徒使自己的一生蒙上了一种浓厚的唐·吉诃德式悲剧色彩的最根本原因。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终生笃学慎行、对民众进行持续不倦的道德教育的大师，孔子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史上，真的是功不可没，亦堪为“万世师表”。但从学理上来说，伦理道德，只是一种涵养自己的思想品质、提升和净化个人灵魂的修心养性之学。而法律法规，则是一种调节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增进社会的秩序与促进人群的文明的社会科学。前者适用于修炼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后者则适用于治理个人之外的外部社会，对于“治国”来说，这二者都各有其妙用，都不可偏废，亦切不可错位。但终其一生，孔子却恐怕都没有弄明白这二者的性质功能区别，而他的一生之中，亦都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一种天真信念：“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翻译成白话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要“君子们”作出了道德的榜样，“小人们”就必然会受到感染教化，就一定会像草顺从风一样地跟从君子，而那时候，人人都是君子，天下就自然太平了。

 

平心而论，孔夫子一生的道德文章自有其伟大而崇高的一面，但无可否认，其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之处可能也就在这里——他是否忽视了“周公的礼治思想是一种‘德治’与‘法治’的混合体”这一点，极端地推崇了“德治”这一端，而贬低了“法治”这一端？例如，他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等等，这就不仅仅是在轻视和鄙视法律，而且，简直是把法律视为一件不道德的事，进而不承认法律、否认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了。

 

对于孔子这种极端的“无讼主义”，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先生便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议论：“将争讼的本身当作不道德的勾当，那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有纠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社会要有一套公平的法则，有一个主持公道的地方来解决矛盾、重建和谐，而不是由官府来强行压制或“和稀泥”。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争讼”被认为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是一种“刁民”才会去干的事，因此，每当遇到矛盾纠纷，民众心里虽然有委屈，但在孔子道德说教的压抑之下，也不敢说出来，而无处申冤、无处寻求公道的后果便是：人们在忍无可忍之际，便会演变成一场互相之间的谩骂和斗殴，或者养成一种口是心非、“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伪君子性格，或私下寻求行凶报复。

 

这样，这个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便一定会时时充满了暴力，又时时充满了欺诈。由此可见，“社会的真正和平，人类的真正文明，都只能通过一种‘诉讼的艺术’和‘法律的科学’而磨练出来”，而“法学的昌盛，法治精神的发达，都是以争讼为基础的”（参阅吴经熊：《中国旧法制的哲学基础》）。这些议论，我意认为，真是一段对孔子“无讼”思想最婉转而又最深刻的批评。

 

作者简介：

余定宇，广州人，1982年毕业于广州师院历史系。曾任职新闻记者、《广州商报》执行总编。现为独立撰稿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公民教育，著有创新型普法著作《中国人，你有权保持沉默？》和《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分别为人民法院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出版，两部书打破了枯燥无味的学院派教科书式的旧框框，在中国普法文坛开出一股新风气。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界泰斗陈光中教授称作者为“在法学激流中，为中国改革出力的纤夫”。

 

余定宇先生2010年新作，《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已经出版。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