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将孔学与佛教代表的印度文化和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对举。他们强调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相通性，同时提到这些不同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在他们看来，正如未来社会消除国界、同一文化一样，大同世界也需同一语言文字，也就是用简捷的西方字母文字取代难写、难认、难记的汉字。康有为认为，届时西方的字母文字大行其道，中国的象形文字将退出历史舞台，充其量作为书法艺术保留在博物馆的一角供人观瞻。谭嗣同也多次表达了中国文字不如西方文字的看法，他坚持由繁入简的文化进化原则，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在未来的大同社会将会被淘汰。

　　其实，无论康有为还是谭嗣同，他们之所以主张大同社会要同一语言，根本目的是消除各国各民族的语言差异，为国家平等、人种平等以及平等交流提供便捷。对于这一良苦用心，我们应该抱以同情之理解。然而，若中国文化的载体——汉语真的被西方字母文字所取代，国学也必将随之化为乌有。梁启超对于康有为的这套主张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宗教家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是梦呓。

　　严复：“吾国古文”是国粹

　　严复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大力宣传、翻译西学的严复呼吁以中国本土文化作为中国的立国根基，以此培养中国人的国性。精通西学和外文的特殊经历和学术素养使严复的主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对国文的看法也最耐人寻味。出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严复不止一次地急切呼吁中国人要通西文，甚至断言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不通西文则“不得谓之成学”。同时他也认为通西文和西学之后，读中国书可得神解。严复所谓神解，并非像康有为那样抛开字句而洞察微言大义，而是在保持经典原样而不加删节或改动的前提下，通过字斟句酌来解读经典。这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六经”等经典成为国学的主要内容。有鉴于此，严复特别驳斥了某些人借口中国的文字艰深而不读经典的做法，流露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坚守。他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是“最正当之文字”，不存在所谓“艰深”问题。

　　严复也以国粹称谓中国本土文化，国文则是国粹的一部分。基于保存国粹和国文的宗旨，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所采用的文字便是“吾国古文”。

　　梁启超：在“文献学”中研究文字学

　　梁启超也认为语言文字是由繁入简进化的，却并不主张大同社会全球同一语言、取消汉字。因为梁启超的国学理念秉持民族主义立场，一面彰显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面将语言文字纳入国学之中。梁启超的国学包括“文献学”和“德性学”两部分，“文献学”就是“整理国故”，其核心是历史学；语言文字中传递、隐藏着各种历史信息，其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使文字学成为历史学乃至全部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鉴于此，梁启超呼吁在“文献学”中展开文字学研究。他设想“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这表明，从民族史、文化史的角度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将语言文字视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国学的基本特征。

　　章炳麟：“小学”是国学的基本内容

　　按照章炳麟的说法，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他国文字无法比拟的魅力和意蕴：一字多义，有本义，又有引申义，本义与引申义同为一词；这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的意思大不相同，故而内涵丰富，变化多端。章炳麟进而指出，有别于其他各国文字的特殊性使中国的语言文字极富魅力，凝聚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着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意蕴和密码。他解释说，古人造字有先后，后人便可以根据某字出现的时间推断出此字指代事物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而破解其中隐含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信息。他同时强调，文章优美才能感动人，而文章之所以优美，“全在文字”；文章可以感人，关键在于语言文字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不同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所以，“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

　　章炳麟国学研究的最大特色在“小学”，即语言文字研究。章炳麟的国学理念将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视推向了极致。

　　国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全面审视、梳理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当前，与对英语的重视相比，汉语的状况令人担忧。在这方面，近代的国学之路具有警醒作用。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