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中，几现“情”字，不可否认多为“情实”、“朴质”之意，如《孟子·告子上》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这并不能体现孟子“情”之思想本真涵义，能够体现《孟子》“情”的本真涵义当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孟子·告子上》）前人或囿于文字训诂，将此句之“情”释为“情实”，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云：“情犹素也，实也。”或从自己的义理出发，认为“性”内“情”外，相应地“性”善“情”恶，如朱熹曰：“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孟子集注·告子上》）但随着出土文献的发掘，证明前人的理解不无偏颇、舛误之处。出土文献揭示了孔孟之间“情”的脉络。

    在《论语》中两见“情”字。一为：“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无疑此处“情”为“情实”之意。但就整个语境而言，《论语》无不洋溢着“情”的温馨。因此，从《论语》“情”的语境来看，两处“情”在“情实”中已蕴涵着“情感”之意。在《论语》中，“情”字若隐若现，而本世纪初上海博物馆整理发表了《孔子诗论》，在该篇中却凸显、彰示“情”。孔子称述 “诗亡离志，乐亡离情”，从情的维度来评点《诗经》，如十六简如是评点《诗经·邺风·燕燕》：“《燕燕》之情，以其笃也。”此处之“情”的内涵明显是“情感” 之情。这说明孔子的视域之“情”，不像前贤所设想得那样，完全是“情实” 之意，“情感”之“情”已是“情”的一个重要意象。

    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则进一步凸现了“情”的地位，尽管陈鼓应先生对儒家颇有微辞，但于该篇儒家经典还是如是评点：“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篇古代尚情之作。”。《性自命出》如是表达其“情”观：“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凡人情为可悦也”表明《性自命出》对“情”作了正面了阐述，肯定了“情”的价值，提倡了一种“情”的哲学。而人的行为举止则以“情”为评判标准，从“情”而为，“虽过不恶”；不从“情”而为，“虽难不贵”。故此句的涵义是：只要直情而发，从情而为，无有不善。要之，《性自命出》认为人之“情”皆为“可悦”，故《性自命出》更多是从“情”的维度来理解人，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是一种情感充沛的灵性之物，摒弃了情感，人何以为人？截断了情感的洋溢，人何以自存？《性自命出》对“性”、“情”的关系如是表达：“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作为最高范畴的“道”由“情”而始；“情”生于“性”，“性”发而为“情”。而作为“道”的始基的“情”最终归于道德的“义”。

    《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此句与《性自命出》中的“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句法相似、逻辑相同，故就“情”的涵义而言，两者有着明显前后承接，脉络延续的关系。“乃若其情”之“情”明显为“情感”之意。其实，“情实”之“情”与“情感”之“情”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扞格难通。的确，此处之“情”含有“情实”之意，故下文接着云：“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上文之“情”与下文之“才”应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意指为一，因而“情感”之“情”与“情实”之“情”有着内在的勾连，但其勾连并不一定如蒙培元先生设想的那样曲折，蒙培元先生认为此处之“才”的涵义非“才料”之才，而是“才能”之才，即是“为善之能力”。其实，“材料”之才即是“才能”之才，两者是合而为一的，“材料”之才就蕴涵着着“才能”之才，即在孟子的视域中，作为人之本然的“才”就是人之“情感”，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人之本然也体现为情感，换言之，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的，人在情感的维度中才能展现自我，突显自我。故孟子假设性地判断：只要由人之本然之情率然而发，则自能趋于人之所欲之目标—善，并且此“善”才为真正的善。

    “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是孟子研究的聚讼之一，其因在于对“欲”的不同理解。“欲”，前贤以“忠恕之道”释之。李景林先生勾稽沉隐，抉发宋儒张栻《癸巳孟子说》，认为“可欲之谓善”之“欲”，非“忠恕之道”，而是“动之端”，即 “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四端”。［4］此诚为真知灼见，消除了千年之误解。此“欲”，张栻以“动之端”表达，这表明此“欲”为人性之初发，而人性之初发的内容并非如后哲所设想的是“欲望”，而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善端”。对于此“欲”，蒙培元先生的阐释也许最恰当不过，蒙培元先生在将“欲”分为“目的性意义”、“生理层面”两个层面的“欲”之后，将此处的“欲”界定为“目的性意义”，即“人的道德目的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人性之初发不是“欲望”，而是“四端”之情，这也说明人之最初意向就是此道德性的情感。正是此道德性的情感率性而发、扩而充之，才形成性之善。

责任编辑：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