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起,中国经典迈向西方,使得它们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经典,而逐渐变成全世界的经典。而《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拉丁文本,见于一本可以被看做中国思想百科全书的著作之中,即《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巴黎,1687年,后被简略为《孔夫子》)。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先秦诸子、先秦儒家、宋明儒家、道教及中国佛教。除了《论语》的翻译之外,它还包括《大学》和《中庸》的翻译。

　　其实,1687年所出版的译文积累了耶稣会传教士100年的功夫。从1583年起,来华的传教士主要用《四书》来学习中文。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用《四书》来准备一些语言教材。不过,有些部分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因为他们缺乏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传教士要提供很多语言和历史材料。因此,在广州,从1666年到1671年,有一批传教士投入了对《四书》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加上中国注疏家的注释译文。不过,因为工作量太大,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决定放弃《孟子》,而只完成《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

　　1671年,译稿被寄到欧洲。但是直到1687年,这本书才最终面世,标题为:“中国人的哲学家孔夫子,或者中国知识——用拉丁文表述,通过殷铎泽、恩里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

　　传教士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思想构成了一种体系,即“中国知识”,因此,翻译《中庸》的时候,他们用“中国知识”为标题。这暗示,中国思想体系能够回应“欧洲知识”,从而建立两个体系之间的思想桥梁。出版的时候,书的封面上保留了“中国知识”的字样,只不过并非著作的标题,而只是副标题而已。翻译者柏应理决定把注意力从“中国知识”转到“孔夫子”本人,使标题变成为“中国人的哲学家孔夫子”。虽然中国思想把孔子放在很高的地位,但是在近现代之前,中国文化思想中没有“孔教”,只有“儒家”。然而,这并不妨碍柏应理把整个著作挂在孔子的名下,好像孔子一个人就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思想。

　　翻译家柏应理很可能考虑到,一个哲学家比一套哲学理论更有吸引力。或许他要证明,孔子的伟大不仅仅在他的思想方面,更主要在他的人生。无论如何,柏应理突出了孔子。这种选择后来在西方思想里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直到今天,一般的西方人不知道“儒家”这个名字,而只知道“孔夫子主义”。因此,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偏向“孔夫子主义”的经典,而几乎忽略了中国的其他经典。虽然19世纪开始翻译和研究其他经典,但是,至今“孔夫子主义”仍占上风。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经典传入西方的时候,西方人有选择的空间,他们选择了最符合他们自己兴趣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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