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的中国学院坐落于印度和平乡国际大学中，这所大学不仅有一个蒋介石和周恩来捐赠的中文图书馆，还有一个承载着中印文化交流重任的“中国学院”。 走入中国学院，品味这七十年来中印交流的沧桑，联想今天发扬海外的孔子学院，我们需要深刻反省，究竟何种形式或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的良好交流？（编者）

    “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也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的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与西的交流之地，也是东方国家相互理解之地。”

   本文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从红砖墙的霍拉火车站出发，只两个半小时，就抵达圣蒂尼克坦，在孟加拉语中，它是“和平之乡”。车厢破旧，头顶上两排黑乎乎的电扇，像是巨大的苍蝇挂在那里。沿途是水塘、田地、树木、晾着色彩鲜艳衣服的房屋。太阳落下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说的“平原一样的忧伤”。

    我试着揣测谭云山的感受，他也曾沿着同样的铁轨前行。他也令我激动，这是我短暂的追寻之旅的终点。吸引我来到印度的不是泰戈尔，而是这个中国青年。

    两年前，一对意大利夫妇对我说起在印度的一个小镇，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其中还有中文图书馆，它们是蒋介石与周恩来捐献的。半年前，我偶遇谭中、黄绮淑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外交公寓，这对夫妇向我讲起了他们的父亲谭云山，讲起了他与甘地、尼赫鲁的友谊。意大利夫妇所说的中文图书馆，正是他们父亲所建。他不仅建立了中文图书馆，更有一所中国学院。

谭云山

    坐着晃晃悠悠的三轮车，我从车站来到国际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学生们在芒果树下上课，你看得到一块块砌出的圆形空地，突起的水泥台就是讲台。老师站在上面，同学们围坐四周。如果泰戈尔仍在，他一定会坐在其中。我穿过树林，看着穿黄色纱丽的少女结伴而行，在小路上，一群人正竭力把一头受伤的牛抬上三轮车。

    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也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的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与西的交流之地，也是东方国家相互理解之地。

    在艺术系，一个娇小的日本姑娘正在组装她的艺术作品，把三组钢片挂在层叠的支架上，它们自由碰撞、分离，她要借此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旁边，一位斯里兰卡的女孩正忙于她的泥塑，两个人头重叠到一起，不知是何意味。在一个简陋的、只卖速溶咖啡的露天咖啡店，我还碰到了一个高大的韩国男青年，他要在这里学英文，想想印度式与韩国式发音的相逢，真令人不寒而栗。

    与世界所有的大学不同，这里的青春与酒精、性、狂欢无关。你找不到小酒馆，只在小镇一处半掩门的小店，才能买到酒精饮品。男人们挤在店里的小隔间里，喝上一小杯，满脸的鬼鬼祟祟。青年男女大都太过阳光、得体、温柔，身上很少散发出性的气息。

    这似乎也是泰戈尔个人风格的延续。在他的漫长的一生里，从未传出过关于女人的绯闻。他多姿多彩的个性，横溢而出的才华，早已通过诗歌、小说、绘画、歌曲、表演、演说、旅行释放了。他似乎与整个世界在恋爱，不需要具体的异性。

    当然，我也见到了刷成粉红色的中国学院。两层的楼房有着民国时代的典雅。它建成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的圣蒂尼克坦之行迷住了谭云山，他留了下来，在这里教授中文。但不久，迫于生计，他又前往缅甸编辑中文报纸。他还卷入了政治。一九三零年，他陪同国民政府的密使前往拉萨拜访十三世达赖，又把达赖的信带给甘地。印度始终伴随着他，回到中国后，他成立了中印学会，为待建的中国学院筹款。它的捐助者名单由一连串显赫的名字构成，既有蔡元培又有蒋介石，他个人与国民政府是主要支持者。这不仅是文化交流，也关系国家战略与民族命运。中日战争即将到来，印度是中国后方。

    在中国学院，我看到了林森与戴季陶的题字。中正馆如今改为了女生宿舍，在中国学院的露台上，我看到这几个字被半遮半掩在芒果树叶下。我想进去一探的愿望，被几个姑娘拦住了。我该怎么向她们解释？这是一个中国青年在七十多年前建造的，我跑了这么远，就是想看看他当年的努力。

    对我来说，谭云山是个谜。我在他建造的学院里游荡了一个下午，坐了坐他当年的办公室。在灯光昏暗的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堆积在一起的线装书，那是他千辛万苦运来的。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捐献都在其中。我辨不清那些线装书的种类与名字，即使叫得出名字，也读不懂它们的内容。那个古老的中国已离我远去。我很怀疑，七十年来是否真的有学者翻开过它们。

    但历史经常以特别的方式回到身边。这些书籍中的很大部分与佛学相关，这是自唐朝以来，一代代中国学人与僧侣的翻译结晶。印度人早就丢失了这部分遗产，倘若他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过去，就必须求助于这些中文典籍。谁又知道，这些无人理睬、沾染灰尘的书籍，又有一天会激发起哪颗年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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