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 周有光
□ 本刊（儒风大家）记者
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他是在世的中国人中为数极少见过爱因斯坦的人，
他是始终能够秉持独立思考，并保持客观、冷静、理性态度的人，
他是给人带来无尽笑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
他是自80多岁才开始接触电脑并在此后完全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他是年近110岁却依旧健康、始终乐观、不断创作的人，
他是老寿星，是畅销书作者，是知名博主，是专栏作家，
他便是“不天真时代的天真老人”——周有光
2011年初，冒着隆冬之末的一场雪，本刊记者赶赴北京，专程采访了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制定者之一、10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周有光先生和蔼、乐观、风趣、健谈、理性、博学、机敏，给记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周先生好！我们来自山东，是致力于传播与应用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见到您很高兴。
■：欢迎！孔子在今天重提，是因为孔子可以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对待传统上犯过不少错误，在国家建设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现在重提孔夫子，重视传统文化，这是对过往的矫正。“文革”之前，就已经在搞好多运动了。我认为儒学有三大斗争，这些在我的书上都有写过。第一，是反对残暴；第二，是反对愚民；第三，反对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学只要坚持这三点，就可以实现与时俱进了，就是真的发展了。以孔子来纠正以往的错误，是挺好的。
儒学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今天要提倡现代化的儒学。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儒学讲究“格物致知”、“民贵君轻”。儒学是个好东西，但要与现代化的东西握手，要与西方的科学、民主握手。具体来讲，“格物致知”跟“赛先生”握手，“民贵君轻”跟“德先生”握手。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强调孔子是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嘛。孔子的思想、学问，是不断前进的。
□：也就是说，儒学只有坚持与时代同步，才能保持不竭的生命力。我们在今天面临好多的社会问题，您认为孔子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帮助？
■：儒学里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比如，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这句话是很了不起的。美国加州大学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他们树立了一座孔子像，并且还雕了几个中国字，叫“有教无类”，翻译得很好：“教育是没有边界的”。在孔夫子看来，穷人富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教育上提倡人人平等，这是很先进的。孔子在那个年代可以提出如此先进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孔孟之学很先进，能够充分发挥孔孟之学的积极性教诲，很重要。
孔孟学说，原本实事求是，朴质无华。董仲舒把玄虚的“阴阳五行”引进儒学，提出“天人合一、阴阳贯通”的宇宙观，把人际关系归纳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妻）和“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使儒学教条化和玄虚化。
□：您如何看待儒、释、道这三者的关系？
■：把儒释道放在一起，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愚昧。看见菩萨就拜，说明他们对此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可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本土文化。本土文化以先秦文化为基础，这其中以儒学为核心。第二个时期是儒佛二元化。这个时期，佛教进入中国，和中国本土的儒学并存，所以称为二元化。
儒学是入世哲学，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中国最早的无神论。佛教重视来生（彼岸），重视死（涅般），重视鬼（阴间），人的生死由众神管理。华夏文化缺少彼岸玄想，佛教填补了这个真空。
有人问我，科学这么进步，为何还需要宗教呢？我就说，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知识越来越多。可是，在科学所理解的已知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未知世界。对未知世界的解释，就需要宗教了。
□：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是不是宗教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
■：不会的，因为未知世界永远要比已知世界大。
□：今天好些人提倡读经，您对读经现象有何看法？
■：读经，这是不错的做法。特别是好多人提倡吟诵，不是有吟诵协会嘛，他们还请我做顾问。但有一个原则需要掌握，这就是要坚持创新，反对复古。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快得不得了，所以要与时俱进，做的事情要与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服务于当下。
□：可否从总体上来论说一下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华夏文化长期维护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使农业和手工业稳步发展。培育五谷，养蚕缫丝，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此类重大创造，造福人民，惠及邻邦。近代以前，跟西欧、西亚和南亚文化相比，东亚的华夏文化毫无逊色，或许还略胜一筹。
华夏文化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以炎黄子孙为核心，经过不断地同化四周民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从宋代算起，辽金统治半个中国337年；蒙满统治整个中国457年。外族武力征服汉族，汉族文化同化外族。汉族和外族成为兄弟民族，合力推进华夏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你有何期待？又有什么担忧？
■：为皇权专制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明，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明，那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如果对华夏文明负面的东西，在理论上不敢彻底批判，在制度上无法严格防止，那么，我们将背着阴影遗产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明任重而道远。
□：您曾经说过，弘扬传统文化，有两条道路：复古与创新。您赞成后者。那么，到底该怎样创新？
■：我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很重要，方式就是创新，而不是复古。这个问题，胡适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对于传统的东西，好的要弘扬，不好的东西就要扬弃，就要批判。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整理原有的东西，在此的基础之上，才可以有新的体会和收获。
□：您有一个概念叫“国际现代文化”，那么什么是“国际现代文化”？
■：我刚出了一本书，叫《文化学丛谈》，里面提到了关于文化学的问题。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彼此接触，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一种不分彼此的共同文化，包含不同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先进的学术、政策和制度，叫做“国际现代文化”。这样，文化分为地区和国际两个层次，组成全球化时代的“双文化”结构。
国际现代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它以科学为基础，包含各种发明创造。西方发展科学较早，发明创造较多，成为国际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西方以外也有重大贡献。例如：阿拉伯数字是印度的发明，罗马字母是西亚腓尼基的发明，瓷器和纸张是中国的发明，这些也是国际现代文化的构成部分。国际现代文化是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不能说就是西方文化。
□：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分别处于什么阶段?
■：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文化上，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前一段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说明，中国的群众还在神学思维阶段，不会思考。拿医学来说，什么西医、中医，科学没有中西之分，科学有一元性。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在全球化的今天，您认为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走向未来？
■：我常提：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们要有宏阔的视角，看待今天的社会。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现在已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了，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据我们所知，您对资本主义也有独到的见解吧？
■：在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发展是非常混乱的。资产阶级，在我看来，不单单是剥削人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进步还有第三大贡献：第一，创业能力；第二，管理能力；第三，发明能力。
□：在上世纪50年代，您由一位经济学家转变为了语言学家，之后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您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变的？
■：我原本是学习经济学的。上海解放后，我从国外回来，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一直到1955年冬天，中国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个会议要我参加，之后中央要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当时并没有想到要改行，改行完全是偶然的。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掉，开始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他们都问我为何改行，改行很难啊。这个是意料之外的。我在学生时代，对文字学很感兴趣，后来到了欧洲，我又学习了字母学。这些对我之后从事语言文字是很有用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叫“Library Education”,翻译过来就是“广识教育”，所以知识面是比较广博的。知识面大，知识面广，改行就比较容易了。
□：既然当初就对语言文字如此感兴趣，那么为何不在大学专攻这一方面，而去学经济学呢？
■：我的父亲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办了一个国学馆，规模不大，他自己就教授古文字。我周围的好多亲友，也有许多是从事文学的。我中学老师曾对我们说，中国不缺少文学家，但缺少经济学家，他说中国的发展在于经济建设。老师奉劝大家学习经济。所以，后来我就学了经济学。从经济学到语言学，这个转变我是想不到的，改行是偶然的。改行之后，1957年国家开始“反右”了。在上海，反右两个重点，一个是资本家，许多资本家都自杀了。另一个群体是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家也被打倒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自杀了，很晚我才知道他不在了。所以改行令我逃脱了“反右”批斗。
□：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实行语言文字的拼音化。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拼音化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就是指使用拼音字母。儿童通过拼音认识汉字，我们使用手机上的拼音输入汉字，这些都是广义上的拼音化。狭义是指废除汉字，完全使用拼音字母。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不是不对，是做不到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以后，周总理作报告，他的报告就是我们起草的，里面主张：我们提倡拼音，但不提倡拼音代替汉字，而是提倡拼音帮助汉字。
□：根据您一百多年的人生体验，您认为知识分子的最大道德是什么？
■：就四个字：独立思考。知识分子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着别人走。教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
□：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周先生，我们所设定的采访问题已经请教完了，但还有几个问题，是临时想出来的，想继续向您请教。
■：欢迎！
□：据我了解，您曾经见过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我们对两位杰出人物的相见很感兴趣，可否跟我们谈一谈你们相见的情景？
■：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的爱因斯坦。有一个中国学者叫何廉，他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何廉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抗战之后，何廉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而爱因斯坦也正好是那个学校的客座教授。当时，刚打完仗，设备还没有齐备，何廉告诉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很愿意与人聊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当然愿意！”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我就过去找爱因斯坦。
我们一共聊过两次天，他的学问我不懂，我的行业他也不懂。所以，我们两人的聊天，就是普通聊天，不是学术聊天。因为是普通聊天，所以内容都忘掉了，如果是学术聊天，内容我当然会记得的。后来我的小辈听说我有这个重要的经历，问我怎么没有提及过，我说，你们觉得重要，可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当然没必要提了。爱因斯坦这个人很好，讲话很随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好得很，人很好的。
□：尽管没有实质性收获，但这个经历真的很难得。今天，虽然您已经106岁高龄，但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维、饱满的精神、硬朗的身体。您有何养生秘诀？
■：我们在“文革”中，大家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还有在许多运动中，你的一些主张说出来以后，有时人家会骂你胡说八道。经历了好多运动，也经历了好多议论，这就是我的一生。总结这一生，我认为养生之道有两点：第一，不要做对身体有害的事情。比如抽烟，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的，所以不要去抽；饮酒要适量，喝多了是伤身体的。第二，要胸襟宽阔。遇到困难要乐观，儒家就讲：“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是苏东坡的《留侯论》吧？
■：对。我是受到了儒学的积极影响的。在运动中，受到迫害，不要生气，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生气自己倒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要把财产看得太重。我的家庭里，我的曾祖父，做了官，回来办工场，他是很有钱的。后来，太平天国打到了常州，我的曾祖父是反对太平天国的，当然他们也讨厌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父就投水而亡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的工场都烧光了。没办法，我们不要生气，继续再搞嘛，生气不解决问题的。
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搬到了四川。八年抗战之后，我们回到家乡苏州，家里全部都被搞光了。这是第二次被搞光。第三次，“文革”时候，我们被下放到了宁夏，家里住着造反派，等我们回家以后，一片纸都没有了，我们一切都得重新来做。这是第三次被搞光。你不要太在乎物质的东西，穷就穷嘛。所以有人说我，干嘛要回来，在美国多好啊。但我想，我不能只顾及个人的享受啊，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建设服务。对于一个人而言，财富不是最重要的，学问才是。重学问，轻财产，这样你就会愉快。
所以，保持健康，一个要讲卫生，不要损害健康，另一个要胸襟宽大，不要对事情过于计较。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106岁，有人问我为何可以我活到这个岁数，我开玩笑说：上帝太忙了，把我给忘了……
□ ：您现在写作一直都在用电脑吗？不再用手写了吧？
■：我不再用手写了，退休之后在家就一直用电脑写作，我已经25年不手写了。我有两台电脑，一台大的，一台小的（实际上是一台智能打字机）。因为人年纪大了，写字不方便了。我用小电脑打字，我写得臭，电脑可以纠正我；我写得格式不准确，电脑也可以帮我改正掉。使用电脑，方便得不得了。所有的草稿，都是由电脑完成。
□：现在每天都要写很多东西吗？
■ ：每天读书，然后用电脑做笔记。我目前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的。
□：不论是在电视上、网络上，还是今天见到您，您总是对大家乐呵呵的。我们终于看到了“不天真时代的天真老人”，您的“天真”，真的名副其实。祝您更健康、更开心。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很高兴你们来！我的讲话，是我一个人的思考。你们听我的话，也要经过思考，来批判地接收。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日，法（已忘了很多）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曾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至今，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百岁之后作品有《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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