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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求是,求真,求正”
来源: | 20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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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

 

□ 本刊(儒风大家)记者
■ 饶宗颐

 

    编者按:若论及当今中国的国宝级大学者,饶宗颐先生当首屈一指。在文化界,饶公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曾与钱钟书先生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先生并称“南饶北季”。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诸多文化领域都有卓著的贡献,堪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有人说,有了饶宗颐先生,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其实,饶宗颐先生又何止是香港及南中国的骄傲,他的存在,诚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2010年12月8日,本刊记者走进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采访饶先生并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向先生求教。93岁的饶公吐字清晰,思路明确,对中国文化有着娴熟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让我们听饶先生娓娓道来。


    弘扬中国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尤其是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我们不要天人互害,而是要天人互益,这比天人合一要更加重要。


□:饶公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儒风大家》是一本高端人文杂志,季羡林季老在世时曾为我们题词“传承经典,经世致用”,这是季老生前对我们杂志的殷切期待。

 

■:季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为你们题的“传承经典,经世致用”,我很赞成。在具体落实上,我也送你们几个字,做杂志,弘扬中国文化,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尤其是要做到“正”。“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不正的人,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但一个人,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文天祥被蒙古人抓到以后,不屈不挠,坚信天地之间有正气,可悲可泣更可敬。《易经》本身也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

 

□:您与季老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学术大师,两位文化老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面旗帜。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同一天去世,我很怀念他们。尤其是季老,我们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是相通的,可谓惺惺相惜。季老性情笃实敦厚,他是最早写文章向内地学术界推荐我的人。1993年,我们还一起创办了《华学》杂志,一起传播汉学。季老在世时,我曾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他当时还很精神。他去世之后,家里人怕我伤心,想过两天再告诉我,让我慢慢地接受。没想到温家宝总理这么关心我,他当天赶到医院送别季老之后,就马上让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节哀,并要我保重身体。季老、任老不在了,我很难过;温总理关心我,我很感激,很欣慰。

 

□:我们知道,您的父亲饶锷先生同样是一位著名学者。我们能不能说,您的父亲在您最初走进学问殿堂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家学渊源为您最初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做学问的这个基础,家学对我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于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小的时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中,我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都是有帮助的。我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甚至是吞没了我自己。虽然搞学问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在家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您自身的不懈努力,您的学问逐步扩大,所以才成为今天的硕学大儒。

 

■:我一辈子都在做学问,什么是学问?简而言之,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我说,学问就是最高的财产。

 

□:据我们了解,您做学问的一大特点就是敢于否定自我,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治学特点,突出的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季老曾说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问题,他的这句话我是赞同的,他对我非常了解。第二就是耐得住寂寞。做学问很辛苦的,要长期积累,不可一蹴而就。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我发表的《郭子奇年谱》,写完之后,我把它存放了50年才发表。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说的,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不断进行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

 

□:所以做学问就是您最为看重的事情了。很庆幸的是,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便是将儒家思想的优秀成果应用于当代社会。您如何看待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应用?
 

■: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家也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也放在里头了。我们现在正在做新《儒藏》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的好朋友汤一介先生来负责的,我是他们的顾问。《儒藏》的编撰工作意义重大,在保留儒家文化上做出的贡献是极为巨大的。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也是一位大学者,他曾留学美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学术贡献巨大。现在的中国,受到佛教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古代的咒语,就是佛家的东西。

 

英国的汤恩比博士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我是同意他的这句话的。作为一个英国人,汤恩比这样讲话,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而在海上,其实还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时间上来看,海上的“丝绸之路”或许会更早。我说这些,都是从考据的角度讲的,我们讲究考据,主张让事实来说话。

 

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伟大的,她具有包容的精神和宽容的胸襟。我们的民族,历来重视德、礼、乐,这些都是儒家的东西,值得大力提倡,大力弘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的来源。

 

□: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举办了一次关于儒茶的沙龙活动。

 

■:在我看来,茶、瓷器和玉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要素的重要构成。对于茶,我倒没有什么挑剔的,什么茶都可以,每天从早喝到晚。西方人爱喝咖啡,而我们中国人爱喝茶。咖啡是刺激性的东西,属于冲动文化;而茶是冷静的、理性的,属于和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茶文化,讲究的就是一个“定”字。 什么是“定”呢?“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心里面干净、安宁,才能实现心“定”。

 

□:刚才您引用了汤恩比的话,他提到了大乘佛教。刚才我们在饶宗颐学术馆的楼下,发现了您的题词“慈、悲、喜、舍”,这也是佛教里面的概念吧?

 

■:是的。慈悲喜舍,都是《阿含经》到大乘诸经中反复倡导的精神。慈、悲、喜、舍的无限扩大、无限深化,称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名曰“四无量心”,或称“四梵住”,就是四种清净无染的心。

 

□您的诗作“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流传广泛,令我们后人深思。

 

■:我是弹古琴的。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做了两句诗。“万古不磨”,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中流”,在水的中央,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这就是要我们保持一种自在的心,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赞赏的地方,是哪一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隐”,这是很了不起的。外国人就不具备这一点,他们就是不能“隐”,有了分歧和争端就要打仗。我们中国人讲究情理法,有了问题可以坐下来商量,先讲人情,这个很好,不打仗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中国也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就是讲究包容,讲究在一起存在并实现一种平衡。

 

□:当今的人们,面临着许多的社会问题。人类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悲剧。对于人类的未来,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类自己都在不断制造各种仇恨,各种恐怖。我们总是认为自身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其他星球去,最终必然是自己毁灭自己。最后人类可能又要回到侏罗纪,回到恐龙时代。所以,从我们古人的文化里寻求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要天人互害,而是要天人互益,这比天人合一要更加重要。我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 而是要展开“大作为”,或许就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了。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生于广东潮州,字固庵,号选堂。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领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曾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任职教授。1973年返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饶公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物,壮年由中国史扩大至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是的研究,晚近则又转向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经出版论著50余部,学术论文400余篇。根据饶公自己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等八大门类。


饶宗颐先生主要荣誉职衔
1946年,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
1963年,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永久会员;
1974年,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1980年,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
1982年,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
1987年,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
1993年,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为该院建院125年颁授的第一位人文 科学博士;
1993年,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勋章;
1994年,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学研究特别奖;
1997年,北京大学汤用彤学术讲座首位主讲教授;
1998年,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国学大师荣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首任荣誉院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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