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江西中央苏区秋风萧瑟，凄风苦雨，工农红军被迫向西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关山难越，前程未卜，8万多名红军需要轻装简从，然而，毛泽东的马背褡裢里始终装着文房四宝，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回答：“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

　　这不是毛泽东狂妄放言，而是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后来的历史被毛泽东的话所验证。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用“文房四宝”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毛泽东于1937年7月至8月间，写成了《矛盾论》、《实践论》，成为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1938年5月，写成了《论持久战》，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1944年9月8日，写成了《为人民服务》，以张思德为例，阐述了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1945年6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成竹在胸，谈吐挥洒，以中国一则古老的寓言《愚公移山》为大会作总结，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终于用文房四宝，描绘出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晨曦。其实，“文房四宝”是对一种先进文化的代称。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说：“‘文化’意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或思想，亦或趣味)的结果或状态。”借用他的话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文化的“结果”。这种结果也验证了一个真理：人民和军队不能缺少先进文化的引领。毛泽东后来自己总结道：“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无论是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是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人生存和成长的一种土壤，有着巨大的浸淫作用。当年有人研究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成长道路时指出，人物都是有“风景”塑造的，这种“风景”就是地方感，就是地域文化。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湖南，可以说湘楚的传统文化是他成长的精神摇篮。有人总结出湘楚文化的五大特点，即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统一，经学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策、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从战国时代的屈原开始，湘楚出了不计其数的杰出人物，像贾谊、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到了近代包括毛泽东在内，像刘少奇、胡耀邦、任弼时、陶铸、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等。这些人既受到湘楚文化的熏陶，也传承和体现着湘楚文化。像曾国藩，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典型。有人说，曾国藩用谋略打败了太平军，其实他是用文化打败了对手。满族的八旗劲旅为什么不行了？说到底，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落后的游牧文化。曾国藩和湘军掌握的是先进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比如，他重视文化的学习，不仅自己在军务倥偬之余手不释卷，而且在湘军中树立读书的风气。再如，他恪守忠信笃敬的儒家道德，言信行果，严以律己，礼贤下士，广纳人才。他自己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这些，都是太平天国所不及的。

　　毛泽东就坦言，他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很深，甚至曾经很敬佩他。这里，举两个小例子。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军，升官发财了，但是他不吃喝嫖赌，不大兴土木，而是兴办农村教育。毛泽东少年读书的东山小学，就是曾国藩所创办。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起过“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能走到全国。”再如毛泽东制定的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受到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所创作的。《爱民歌》中有这样的话：“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我们很容易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找到《爱民歌》的影响。

　　毛泽东深知文化的力量，他自己终生学习，嗜书如命。他在北京中南海住的木板床，就比别人的大一倍，主要是用来放书的。毛泽东的菊香书屋藏书六万册。他外出视察，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需要读的书准备好。为了节省时间，甚至要求把书翻到多少多少页，保证到了火车或飞机上就能读。可以说，毛泽东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评论家朱向前在《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披露了毛泽东逝世前夕读书的情景：“现在有案可查的毛泽东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患白内障，1974年就开始由芦荻来给他念书——1976年9月8日凌晨5点50分，这时已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泽东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就昏了过去，直到去世。”

　　文化给了毛泽东巨大的力量，而毛泽东也天才般地释放了这种力量。

责任编辑：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