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否认，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也的确存在许多糟粕的东西，比如奴化思想、圆滑的处世观，等等。在今天，这些精神垃圾依旧广泛充斥于中国社会之中。您认为中国人该如何去做，才能彻底摆脱劣根性，从而在国际上树立更加好的形象？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过去外国人老是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说教，中国人早已经听腻了。结果我们外国人选择了沉默。然而我今天依然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便是中国人的纪律观念很差，他们缺少必要的自律性。比如购物不喜欢排队，闯红灯，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为了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一个国家强调公民的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中国大陆的人可以向香港人学习，学习香港人的自律。当然，这就需要基于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应当首先承认香港也有文化。

□：您的一些言论在中国文化界也曾多次掀起波澜，用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可谓“雷人”。比如，您曾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只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据此，有人反驳道：“一个作家要解决的是本民族的问题，如果能传递给其他国家当然更好，如果传递不了，那也不是惟一的标准，李白懂外语吗？”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但好像人家还是在误解我。我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现代或当代文学。最晚从歌德时代算起，德国作家往往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都会不少外语。德国最有名的作家，时至今日也还在搞翻译工作。那么这些作家为什么除了写作之外，同时还在翻译外国作家的书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通过翻译，德国作家可以提高他们的德文水平；第二，用最好的德语介绍我们的外国同行，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

□：诺贝尔文学奖是相当触动中国文人之神经的，中国文人要么因无缘诺奖而对其不屑一顾，要么自惭形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至今却无一人获得此奖，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那么，您认为当代的中国文人，到底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是文学真正的标准，它经常跟政治有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所需要的作家，经常就是一个在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说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国家的良心，一个“清官”的道德。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博尔(Heinrich Boell)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德文很差，但是他的道德水平很高。虽然今天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读者，但我们还是羡慕他当时的勇敢精神，比如敢说话等。

□：根据您的切身感受，您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及历史，有何利与弊？

■：外国汉学家阅读中国经典的速度是非常慢的，这是我们的“弊”。因为我们看得慢，所以我们看得非常仔细，这又是我们的“利”。在阅读的同时，分析中国的文本是我们外国人的工作方法。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是从“外”来看中国的，这与从“内”来研究中国大不相同。这就令我们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有距离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恰恰相反，这倒有利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它使我们可以不断地提出与众不同的问题。结果，我们的研究心得自然便跟中国的学者不一样。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德国人，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国际知名汉学家。现为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成员、德国作家协会成员。 其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五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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